在讨论《孙子》的成书时，颇为流行的“集体创作”说也值得注意。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司马迁的记载，但又受“春秋无私家著述”的影响，认为《孙子》一书不可能是由孙武个人完成，而应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其成书经历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较长时间。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说，古书的形成往往有较长的一个过程，经过了许多人的传抄、记录、整理，如果说《孙子》一书经历了这样的形成过程，那么这不过是古书的通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说许多人都参与到《孙子》的创作中，那么则是大有疑问的。读过《孙子》的人，都会感到其风格的统一和联系的紧密，这些都是《管子》、《吕氏春秋》之类的“集体著作”所不具备的。“集体创作”说的逻辑是，像《孙子》这样具有创造性和思想价值的著作，决不可能在那么早的时间由个人来完成，所以要拉长其创作时间，增加创作人数。然而思想的突破并不完全取决于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而是需要某种机缘，甚至是天才人物的出现，那种“直线式进化模式”并不符合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真正的思想创造都是个人化的、不可重复的，如果没有李白、曹雪芹，就决不可能会有那些千古吟唱的佳句和文学瑰宝《红楼梦》，同样，没有春秋末年的孙武，也就不可能会有举世公认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虽然俗话有云：“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但这实际是只能适用于日常经验的范围，若扩大到哲学、思想、艺术等创造性领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历史上的“臭皮匠”何其多也，而真正的思想家却寥若星辰，这正说明思想的创造是不能以量的多少来计算的。对《孙子》来说是如此，对其他古代典籍也是如此。 

三 

如果说历史上关于孙武的记载相对一致的话，那么老子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这也增加了问题的难度。古籍中关于老子至少有以下线索：一，老子为周守藏史，年纪长于孔子，孔子曾向其问礼，见于《史记》、《庄子》以及属于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等；二，太史儋即老子，但“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三，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之子李解西汉时为膠西王卬太傅，见于《史记》所记老子后代的世系。那么，以上线索哪个更为可靠、更有理由作为我们的依据呢？在我看来，显然应该是第一点。这不仅是因为司马迁主要倾向这种观点，而且它还见于儒家的《礼记》、《孔子家语》等著作中，这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曾有学者以《礼记》、《孔子家语》晚出为借口，否认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可靠性。然而他们所谓晚出的汉代正处于“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形势，此时的儒生有何必要“扬彼抑己”，编造出自己的宗师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呢？其实，这些记载之所以保留在儒家典籍中，正说明孔老的关系和交往是有着事实根据的，是后世儒生自己也无法否认的，尽管这种“事实”在流传中会出现某种“变形”和“失真”。

至于第二点，虽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可信性显然较小——司马迁也不倾向这一观点——很可能是由于老子（名聃）、太史儋二人身份、名字的相近而造成的混淆和误传。学术史上影响颇大的“《老子》战国说”，虽也与这一线索有关，但学者们的论证的依据却往往是 “思想线索”、“文字文体”、“时代术语”等内在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其实也是未经审查、证明力有限的。张煦曾针对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的指控答辩道：

查原告所称……仁义二字是《孟子》专卖品……《易·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左传》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仁义为并文，与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先仁而后义”有何不同？《史记》引周初所制谥法云：“仁义之所往为王”，周初谥法篇义与此合，早以仁义联用，与老子“大道废而后有仁义”有何不同？《易·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老子既说阴阳（如“万物负阴而抱阳”之类），又说刚柔（如“柔之胜刚”之类），为何独不能连说仁义？

原告说某诸侯在春秋后若干年始称王，才能“王侯”（《老子》或本作“侯王”）、“王公”连用，那话从何见得？考吴子寿梦在《春秋》绝笔前一百零四年已称王，稍后越亦称王，楚更在春秋前称王。老子原籍与楚接壤，或后竟为楚人，岂有不知楚王？在周作官，岂有不知周王（夏商周皆称王）？何以孔子同时的老子，不会用它？《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连用吗？《易·坎彖》“王公被险以守其国”，《离象》“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不是“王公”连用吗？（《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载《古史辨》第四册）

其辩护可谓痛快淋漓。郭店简《老子》出土后，其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写作“绝智弃辨”和“绝伪弃诈”，证明《老子》一些启人疑窦之处，乃是文本变动的缘故，与《老子》成书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何先生是相信《老子》战国说的，但他显然注意到思想、文句等证据局限性，于是改从《史记·老子列传》中老子后代世系这一线索入手，经过详细考辨，推测该世系可能系青年司马谈留学齐都期间，亲获自李耳八世孙、膠西王卬太傅李解者，并由此推论，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老子》约完成于公元前360年左右。何先生的这个考证，多少让人感到疑惑。老子的身世扑朔迷离，而其后代的世系却言之凿凿，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即使如何先生所言，老子后代的世系是司马谈亲获自李解处，也不能证明这个世系就一定是可靠的，难道李解所言的可靠性是可以由他自己来证明的吗？要知道当时人们为了抬高身价而造伪，实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外，何先生似乎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郭店简《老子》的年代问题。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有学者据相邻墓葬推断为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老子》的抄写当在此之前。若按何先生所说，《老子》是完成于公元前360年左右，那么在短短五、六十年里，《老子》要经历完成、流传、抄录、下葬等一系列过程，这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虽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可能性显然极小。除非何先生相信郭店《老子》只是一个原始的传本，今本《老子》是太史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的。但这种看法也存在着种种疑问，如果何先生坚持此说，似也应给予必要的论证和说明。

近年来随着简帛材料的大量涌现，重写学术史、思想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思想史如何重写，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重视实证，还是相信某种思想的理念、逻辑，不仅会导致不同的写法，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思想史的理解。何先生坦陈，自己是受了李泽厚古代中国辨证思维源于军事经验，《老子》将《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学观点的启发和影响，并以“从繁琐的考据以求证成《孙》为《老》源”，为“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已存在的先入之见，影响甚至左右了何先生在对证据的选择与判断。这样讲恐怕并非只是一种推测之词，比如，何先生十分重视张岱年先生“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的观点，并评论说，“七十年来张先生一向认为《老子》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不是纂辑，而近年居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老子》研究上很有意义的新趋向。”（第28页）其实，张岱年先生的“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是说在郭店《老子》前已有个类似今本的《老子》存在，郭店《老子》是它的摘抄本，这等于承认《老子》成书较早，且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张先生的观点不仅不能支持何先生，而且正好与其相反。何先生对张岱年观点的不恰当引用，正是某种先入之见干扰、影响了其正常思路的表现。这里愿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求教于何先生及各位读者，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来源于《周易》古经，孙子将其运用到军事领域，老子则发展到政治、社会领域，《孙》、《老》是一种同源共生关系，而不一定是时间的先后关系。另外，《孙子》是一部兵书，由于要游说君王，所以可能形成较早；《老子》则是一部哲学书，其内容起初只在少数人中流传，所以可能与《论语》一样，也是由老子的弟子、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但大概在战国早期已完成。不知何先生以为然否？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