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知行说,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即如何去理解"知"。贺麟将"行"说成是"生理活动",而将"知"说成是"心理活动"。这样,"知"在贺麟那里便是心理与意识的同义词。一般而论,人们常将"知",理解为真知、真理,或说是良心、"良知"。这是说,先得认识真理,然后才有正确的行动。若是无"知",必然陷入盲人瞎马的悲哀。贺麟的"知"不局限为真知、真理的解释,而做"意识"解。他以为凡有生命之人必有意识,无时无意识。意识千种百有,有善之意识,有恶之意识,有深刻清明之知,有浅薄懵懂之知。一知发动必有行,无知导致妄为,最低的知与最低的行结伴,盲目则必有冥行相随。阳明说:
    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个心去恶。
    阳明将见好色与闻恶臭皆视为"知"。这是他将知视为意识的表明。然而在其他场合,阳明又多将知与"良知"、"本心"联系起来: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如果说阳明对知解释，二义互存(主要指的是"良知"),那么,贺麟则取一义──知即意识,日常人间的平常意识。贺麟将"知"作如此理解是有道理的,他在"知"与"良知"之间,预设一个距离。想告诉人们: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追求良知的心路。在必要的修养工夫之后,良知自然显示。以此良知,将可指导日常间的行为,展示有意义的人生。
    在讨论阳明知行说时,贺麟又将阳明思想与朱熹思想进行比较。他论朱熹思想云:
    第一、朱子认为不知而行,不穷理而言履践,不惟是冥行,至简直如盲人然,不知如何去行。他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践履？也只个空！又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
    第二、朱子认为人之不能行善事,皆由于知不真切,若知得真切时,则不期行而行,而不得不行。……朱子论见得道理明,可以医疗行为的懒惰,可以养成坚卓不拔的人格一段,尤说得亲切:人之所以懒惰,只缘见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见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岂容更有懒惰时节耶？
    由此,他对朱子总看法是:朱子知行论只限于'知行何以应合一'及'如何使知行合一'。但他没有涉及自然的知行合一的意义,没有王阳明"即知即行"的说法。朱子以学问思辨为知, 笃行为行,不容混淆,虽则知行可以相发,相辅,知可促进行,行可促进知,但知自知,知自行,界限分明。总之,朱子与阳明的根本区别是朱熹将知与行分为两个意思去理解,而阳明则强调知识与行原本没有分别。他认为,阳明知行合一的神髓在于知行无界限,"即知即行"。
    前面说过,贺麟作为一个新儒家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即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以西方思想对中国儒学进行再阐述。他说:"首先提出身心平行论或合一论者,斯宾诺沙的看法:斯宾之意,以为知识方面陷入愚昧,则行为方面沦为奴隶。知的方面,只是些糊涂的经验,混淆的概念,行的方面便是被动,便是情欲的奴隶……若知的方面,进而为知人知物。对自然事物,对人的本性或情感,有了正确的科学知识,则行的方面,便有征服自然,自由自主,利己利人的行为。最后,知的方面为知天,则行的方面为爱天,对天有爱的知,则对天便有知的爱。 " 他又将阳明哲学与黑格尔思想结合起来思索，认定新黑格派思想与阳明思想常有异曲同工之处:
    英国新黑格尔派的领袖格林对于知行合一或平行的看法,可略提纲要如下:格林先从知识方面着手来研究道德学。据他分析的结果,知与行的关系,是平行并进的。知的方面为活泼有力的印象,行的方面便有当下直接的冲动。有观念的知识与有动机的行为平行。知的方面有了自主的思想,则行的方面有了自由的意志。思想进展成为理性的系统,则意志进展为坚定的自由的人格或品格。由此足见他们两人的说法,实为表示知行平行并进的最好例子。
    他认为,格林的思想特点是强调"知行平行",所谓"知的方面为活泼有力的印象,行的方面便有当下直接的冲动。"这一点正好与阳明相合。开展中西文化比较,贺麟为有功者。他在国外所学专长是黑格尔与斯宾诺沙,故回国后便以两外国学者思想说明王学,使现代中国学术阐述史为之改观。其实,用外国学说明本国思想,不乏先例。显要者便是佛教思想东渐后中国学者以佛论儒,使儒学获得新生命。如果没有佛教思想的浸润,也许历史上会少一个心学,少一个王阳明。不过以往中国学者借引佛教"不注出处",阳明引用佛教,而从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中国学术史上,尤其是宋明学术的一个特点。贺麟不一样,他将西学融入儒学,便直指西学原典。
   

三、将阳明哲学树为立国精神
    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现代化是其整体现代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一个国家要自立于民族之林,首先得自立其民族精神,熔铸一个既承继照应传统又适应新时代的崭新"立国精神"。贺麟这种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他本来就是抱着如此心情从事儒学研究,致力于阳明学说研究。问题是他要确立的"立国精神"究竟是什么。请看他以下的一段话:
    我们融会贯通王阳明致良知的动的哲学和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以成立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或立国精神,足以胜过只窃儒家一片段王学,一部分的武士道或大和魂。所以蒋先生乃是从王阳明哲学之提倡,三民主义之实行,和新民族精神之发扬里,为对日抗战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而指示了民族复兴的途径,这可以是根据精神上文化上所谓知己知彼,再加上军事上的知己知彼,,以作对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
    贺麟提到了蒋介石。事实上蒋确实是阳明学说的积极推行者。他说过:"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唯有'有得于己'的知,才是真知,不但真知,亦且益于行。" 他又说,"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良知之知为内在的生而知之的知,而不是总理所指的'知难'的外求的困而知之的知。" 蒋以为知行关系中,"行"是第一需要的,故反复强调'力行'。而贺麟则支持蒋对阳明思想的承继,主张以阳明学为中国当前思想基础。蒋以力行思想为阳明哲学的精髓,对此贺麟表示赞同意见:
    蒋先生提出'行'或'力行'的思想,实足以发挥王学的真精神。盖阳明致良知之教,消极方面,实所以反对支离空疏的章句之学,积极方面,致良知就是使自家固有的良知,发为行为,使本心不受障蔽,立即实现出来。致良知即是使知行合一的工夫,力行即是使知行合一的努力。黄梨洲发挥王学宗旨云:'良知之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致字即是行字。''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字,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行也。'(见《明儒学案》卷首《师说》及卷十《姚江学案》)足见阳明致良知之教,其归宿即在一个行字。故蒋先生之行的哲学,其渊源于阳明,更显然无疑。
    他还将蒋与孙中山的阳明观作比较。他说:蒋思想的取境,不仅要发挥王学,"要继承总理遗教",而且又能看出阳明思想与"知难行易说"的贯通一致处。他还说,蒋已洞见到孙中山所讲的"知难行易"的知和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知,意义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要人去行的一点,就是注重行的哲学之意是相同的 。"
    对于阳明思想,孙中山有以下论点:"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一矣。'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由上看来,孙中山提出独到的"行易知难"理论,言语中似在反对阳明"知行合一"论。
    贺麟如此理解孙中山"知难行易"理论:孙中山为反对当时有人持"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流行说法,不敢且不肯致力于"建国"实践而特为提出的。目的为说服国民不应被"行"之难吓怕,当致力于"行",努力建国。从表面上看,孙中似乎在反对阳明学说,但在主张力行这一点上,与阳明学说相合。贺麟进而认为,蒋对孙中山学说是真理解,最早将孙"行易知难"与阳明"知行合一"论融会贯通,求其同一,悟?quot;力行"精要的是蒋。既然孙中山主张力行的精神,蒋也主张此精神,那么批沙炼金,发扬光大阳明思想当有关中国精神建设的前途与大局。阳明思想 "于学术上求知,道德上履践,均可应用有效的学说。" 中国以阳明思想为主体,突出"力行"精神以建立中国民族新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了。这就是贺麟阐述阳明"知行合一"论得到的结果。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时至今日,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成功于朱、王,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社会新阶层迭出,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人为代表。结合西学,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必须依靠西学，否则徒劳无功，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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