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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批判：没落的人文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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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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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经验形态的目标本身就不可能是完善的，又怎能赋予追求者以完善性？）追求完善的路途中。那么，在这追求中如何保证个体既不因目标的完善而狂妄自大到僭越应守的界限，也不因目标的遥不可及而自弃于虚无主义的深渊？唯有自律。自律就意味着既承认个体的权利也承认个体的限度。唯其如此，个体才能避免虚无与狂妄的两难处境，而在真实的限度中立足于这个世界。
缺乏自律的个体，要么向外膨胀得把自己与社会／历史同一，“以天下为己任”；要么向内收缩得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只剩下一己之私——前者可称为“圣人意识”，后者则常被斥作“小农意识”。诚然，这种“小农意识”与传统的以农村为基础的社会体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历经千百年之久，它早已成为全体国民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又岂止局限于农村？再说，改革开放以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城市”就真的已经摆脱了农村的种种陋习，就真的已经是现代化的城市了吗？
作为“小农意识”的发源地，农村话语（这里所指的并非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文化性的话语系统）和官场话语同为传统中最为腐朽的两大话语系统。只不过官场话语对于个体人格的直接戕害其例证既多且显，因而为一切良知尚存的人所深恶痛绝；相形之下，农村话语——其核心是家族制与家族意识——则更具有迷惑性：家族制与家族意识对于个体人格的摧残一直被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所掩盖，而这“血缘亲情”恰是中国人在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时所剩不多的尚可自夸的精神资源之一。但实际上，以“尊尊亲亲”为要义的“血缘亲情”正是传统中首先要接受现代性检验之处：“尊尊”就意味着“位卑者”的尊严与权利被剥夺，“亲亲”就意味着“非亲人”被排斥在一切伦常关系之外，于是对“尊者”的谄媚与对“卑者”的踩踏、在“亲人”幌子下的结党营私与对“外人”的冷漠总是相伴并行。这样的“血缘亲情”所蘖生的只能是“小人”或“私人”，又岂有“个人”立足之地？
当个人应有的权利在“血缘亲情”的欺瞒下被心甘情愿地让渡给家族／家长，反过来这又成了家族制的“优越”之处：为个人提供庇护。的确，非个体化的人与缺乏权利意识、缺乏责任能力是可以划等号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一切个人之上的东西来替代他们行使权力。上至皇帝，下到族长和家长，无不是这种“超越一切个人之上的东西”的肉体化身；从寻求家族的保护、寻求皇帝的保护到寻求政治的保护乃至寻求传统的保护，不过是将这化身换了一个又一个，却始终没能触及这化身背后的东西，更不用说摧毁它。余文所赞赏的让文化去寻求权力的保护，不但是这种“家族意识”在文化上的体现，而且从传统的延续机制上看，传统的权力结构所促成的文化只能是符合传统要求、能够延续传统的载体，所以这种促成无非是传统的一种自生产策略；如果不能认清并警惕这种策略，那就只能被它所“生产”而成为传统的又一个载体。
至于余文对“传统”的价值意向，则更多地让人想起那些喧嚣着要构建“大中华文化圈”的海内外新儒家：一样是在这个巨大的转型时代内作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当代新儒家坚持用传统哲学的言路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并以此自诩（其实这种坚持十分可疑：他们是否有有能力创造出完全立足于现代中国——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也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哲学言路？），这实在是低估了传统“化万物于无形”的巨大力量。我们何曾遗忘、抛弃过传统的言路？即便是文革时期的“社论”语式，就真的是舶来的产品，而非我们基于传统的某种“再创造”？言路即思路，那种对当代圣人“最……”的颂歌难道不是“尊圣”传统赤裸裸的言说？“凡是……”的绝对自足和无限膨胀难道不是“天人合一”传统被推向极至？时至今日，“我们”就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的思路及言路了吗？《文化苦旅》所由之成书的那种言路——由山水而历史而文化——难道不正是传统文人惯用的言路吗？用余秋雨自己的话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文化苦旅·自序》）的确，传统对“我们”的长期熏染谁也摆脱不了，这就像一个人不能扯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对于传统就只能是无所作为。在意识到传统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之后，除了无所作为的“认命”甚或因此而沾沾自喜，个人至少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对渗透着传统的自我进行反省、批判，再进一步对传统进行反省、批判。诚然这种反省和批判会是十分痛苦的，但哪一次新生不是在痛苦的死亡之后？虽然不是每一次死亡都能孕育出新生，但这种敢于向死的个人便已构成了传统的离心因素（当然，这种反省和批判必须基于真正认清传统与自我的关系并发自内心的意愿，更不能与强权相结合，否则 “思想改造”的灾难将会一再重演）；也正是传统与个人之间恒常的张力便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基本形态。
从言说自身的角度看，一个人说他能说的和想说的，言路同言说的内容一样取决于言说主体的认知和意向。在《文化苦旅》中，决定其言路的除了上述意向，还有余秋雨对于山水与文化及文人之关系的认知：“……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文化苦旅·自序》）且不谈这段文字中挥之不去的知识分子“中心情结”，更为致命的是，如果以为传统不经过痛苦的断裂与反省，便能轻轻松松地为今所用，甚至由之开出轮到中国（儒家）文化“坐庄”的21世纪，那就真是痴人说梦甚至是精神自慰了，却把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给掩盖了起来。
基于事实而产生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而事实则是：不管承认与否，也不管愿意与否，传统的人文精神的确经历了一个没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早自我们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便开始了，经过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传统的人文精神又经受了两次剧烈的冲击并至少在形式上已被有效地摧毁。但是，当我们面临着又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之际，传统的人文精神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下死灰复燃，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前人对传统的批判是否有效，是否推动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毕竟，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让我们尝到了苦果，对于“文革”知识分子难辞其咎；但是，我们要做的绝不是恢复传统的人文精神——无论称它为“文人精神”还是“忧患意识”，其所“忧”的都只是“道”之不存——而是真正现代的、建立在个体性基础之上的人文精神。
反思前人对传统的清理工作，本是现代化转型题中应有之义，但归根结底，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即：传统如何才能向现代转型？这显然不是站在历史遗迹或废墟前伤感地凭吊一会儿便能获得转型的灵感或启示的。唯有经过痛苦的反省与批判才谈得上转型的可能，而反省与批判的前提便是“断裂”，是从传统中抽身而出，站在传统之外的立场上对传统作清理、质疑、检验和彻底的转换。因为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说，某种文化体系只要它具有一定的自洽性，就无法在内部推衍出它的非法性，批判只有从前提入手才是可能的。换言之，只有超出该文化体系之外，审视它的理论前提具有多大程度的不完备性，才能推知它的结论具有多大程度的不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好的理论应该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即意识到自身前提的不完备性而谦逊地为自己划定一个限度。）这便是相对“传承”而言的“断裂”。没有痛苦的断裂，岂有开端的生成？
在失去传统的衡量标准之后，再要审视前提的完备与否，参照就是不可缺少的。参照不是模仿，也不是按别人的标准来改造自己，而是以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对象作为镜子，对照出自己特别突出的特质，包括特别丰富与特别匮乏的东西。而对于已经见识了西方文化的我们来说，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以西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为参照——它至少已经对照出我们的传统中处处可见的圆融自足和无处可觅的超验与彼岸。
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断裂口：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期间与其后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他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支柱——理性——产生了怀疑，正是在批判启蒙理性、工具理性对个体自由的压抑的基础上，亦即在“理性”传统的断裂之下，才开始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我们的思想背景恰恰相反，传统中缺少的就是认知理性、批判理性；我们的社会转型则往往始于政治原因，从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在政治的带动下才开始思想文化的转换。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转型就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断裂口：中断政治与文化之间过于紧密的纠缠关系，确立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和独立精神。唯其如此，现代意义的自律个体才有望生成，现代意义的人文精神才有望生成，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才有望生成。
当余秋雨在山水间追寻着传统的足迹并以传统的继承者自居时，不知他可曾意识到：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直接承负者，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中正是首当其冲的清理对象，而且，那应当是一种自我清理。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指那些仅仅拥有知识的人，而是为知识提供意义的人——如果他所拥有的知识在现时代不能发挥价值有效性，则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知识根基就是虚假的，那么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成了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余秋雨散文的批判、对其中流露的没落的人文精神的批判才是有意义的：这乃是清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准备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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