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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认识大都与毛相同相近甚至更过于毛（如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敌意等），加之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很高的威望，且党和国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民主化建设中又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致使全党轻易认可并接受了毛对"8大"所述主要矛盾的变更，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长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第一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重心，并最终导致了"文革"悲剧的出现。
而三十多年后当大苏东剧变爆发时，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质变，而最主要的变化是：持续达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先后使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干部等各个社会阶层都受到了巨大的负面伤害，使他们从反面认识到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老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一、二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各个阶层都程度不等地得到了实惠，这就给他们以强烈的正面启示：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邓作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主要危险是"左"不是"右"等论断自然是水到渠成。
上述不同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党员干部这个阶层）认识水平的重大差异显然是导致毛邓决策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决定（至少是影响）毛邓决策行为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至于对当今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1、 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那些突然发生的剧变），应坚持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经济的角度、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去作分析判断。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之世，一国之强，大都是由于其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则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健康发展，有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一国之衰，则大抵是由于其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则表现为该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滞缓和畸形，以及该国人民创造力的被压抑。
而那种单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找原因的作法，则显然既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现实。
2、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别国（特别是一些大国）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在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框架内处理对外事务，不亢不卑，有理有节。
3、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应坚持少管别人的事（最好是不管）。中国极大,国内需做之事极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拿出过多精力实力去关注干预外部事务，必然会影响（至少是干扰）国内的经济发展；更糟的是，这种干预往往会引火烧身，甚至最终落个两头不得好的结局，故实非明智之举。因此，专注国内事务，少管外界闲事，实应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4、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除非发生大规模侵华战争），改革开放这个大方向不能变，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正如邓公所说，"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42]"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为切实做到这一点，就要高度警惕"左"的东西借国际形势变化之机死灰复燃。要清醒地看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的势力正是借小苏东剧变之机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三十多年后的大苏东剧变时，"左"的势力又一次沉渣泛起--'以反和平演变为纲'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就是明证，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为将反"左"真正落到实处，依笔者拙见需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需正确把握"左"的实质。因"左"在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其总的实质性特征则是一致的：即都是采用泛政治化方法（具体口号和手段不同）去人为地不断加剧国内外矛盾，而其后果则必然是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造成程度不等的干扰、冲击、甚至破坏。当前，要特别警惕某些"左"的势力打着"加强国防"（对外）和"保持稳定"（对内）的大旗以售其"左"奸。其次，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时，国内形势往往亦会相应地发生动荡。如小苏东剧变后出现了"反右"运动；大苏东剧变中爆发了"六、四"风潮和"反和平演变"运动；结果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今后在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动荡时（几乎无法避免），应注意着力防止国内再发生与前两次类似的、对经济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运动、风潮或动荡。而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对全国上下无疑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后必须指出，本人并无抑毛扬邓之意。实际上，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邓在五十年代面对突如其来的小苏东剧变时无论对外对内都表现得甚至比毛更"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后，邓终于有了相当程度的觉悟（尽管仍有其局限性），且发动并推进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正是苏东剧变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正两方面实践和实际才使邓有可能在面对大苏东剧变时表现出了与毛大不相同的决策行为，而邓本人则在处理大苏东剧变的相关事务中确实表现出了善于从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学习且勇于实践的可贵品质，对此自然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1]339页，[2]337页，[3]397、318页，[4]318、323、367页，[5]323页，[6]357页，[7]321、322页，[8]345页，[15]337、338页，[16]352页，[17]417页，[18]390页，[19]333、334、335页，[20]351页，[21]425、428页，[22]482页，[23]376页，[24]327页，[25]418、423、424页，[26]423、424页，[27]417、418页，[28]461页，[29]452、454页，[30]357、350、463页，[31]486页，[32]47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9]354页，[10]320页，[11]358页，[12]320页，[13]353页，[14]354页，[33]321、320页，[34]368、371页，[35]310页，[36]354、355、356页，[37]375页，[38]312页，[39]382页，[40]355页，[41]370、371页。[42]354页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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