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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与士人阶层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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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7 11:3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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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士人阶层对此把握最为贴切，他们在植物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为之刻上时代的印记，如春秋兰文化、唐代牡丹文化、宋代梅文化等。这些印记构成了植物文化成长的年轮，并为其体系的丰富注人了“时新”的内涵，其演变发展由此获得了可持续、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2. 2植物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
2. 2.1植物文化对士人的反塑造。我国古代士人阶层在植物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植物文化的反塑造，比德于花木、与植物为友的现象极为普遍。春秋时期孔子有感于植物的自然属性，成为提出“君子比德”观点的先哲。他曾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也曾感叹过“芝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孔子家语·在厄》);东晋陶渊明归隐田园，以“篱菊”精神畅神怡情;宋代周敦颐自比于《爱莲说》中“中通外直”的君子之“莲”;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曾总结过“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清代陈继儒亦曾指出“昔人有花中十友:桂为仙友，莲为净友，梅为清友，菊为逸友，海棠名友，酚糜韵友，瑞香殊友，芝兰芳友，腊梅奇友，桅子禅友”(《小窗幽记·集绮》)。这些植物的文化意象都是最初成形于士人，反过来又作为固定的情感符号或人格范式，塑造着后代的士人们。
2. 2. 2反塑造的理论基础。
2. 2. 2.1植物能够实现对士人的塑造是基于我国古代天人关系的一元论哲学。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再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无不在尽力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传统哲学思想始终是传统精神的灵魂，在这样的精神浸润下，一代又一代的古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往往把具有生命力的花木当作是与动物、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之物，它们都是天地孕育出来的，都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s7。当人们承认植物具有与人相通的属性时，植物文化也就相应地具有了人格塑造的可能。
2. 2. 2. 2植物文化对士人进行塑造是一个先收后放的过程。植物最初作为自然之物的时候并不具备人格及社会属J性，在接受了人们心智的塑造之后，植物开始脱离其自然物象，并同特定的文化意义建立起某种稳固的联系。这一联系经过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进一步得到强化，渐渐转变为固定的文化符号。当植物成为文化符号的时候，它对士人的塑造活动也就从此展开了，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会更加丰富，影响会愈加深远。
3结语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若分别任由“植物”和“文化”的定义延展，植物文化演变路径则何止千万条。面对如此丰富多元的话题，为了提炼出规律性认识和不使研究完全迷失于感性材料的追索中，笔者从植物文化的塑造群体人手，并选择了“士”这一有代表性的阶层为切人点，试图探明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核心轨迹，同时亦对士与植物文化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梳理。尽管这些探索可能是粗浅的、不成熟的，但笔者仍希望植物文化研究能够引起学人们更多的关注，希望其研究不只停留于原初对单一植物文化的叙述中，而是能够力求对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及其演变规律做出整体、深层次地挖掘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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