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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盟军战俘在沈阳被强迫为日本劳工

    《永不再谋划》。

      在这部共49章的回忆录中,从第13章至第49章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1942年至1945年间,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营中的生活,直至获释。其中包括“在满洲里过圣诞节”、“越狱和破坏”、“暴乱”、“斗争”、“战俘之诗”、“再见”等章节。

    盟军在沈战俘劳工名单露面

      这部书初稿于1947年,尘封多年,直至1989年又重新整理,此前尚没有讲述盟军战俘在沈阳战俘营生活的书籍问世。这部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当时1408名美国战俘和100名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荷兰等国战俘的生活,并提供了一份所有在押战俘的名单、部队番号和地址。揭秘

    战俘营有两栋宿舍

      据介绍,当年的沈阳盟军战俘营位于现在的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一带,当年太平洋战争中,英美等盟国部分战俘曾于1942年至1945年间被日军秘密押至此地,在高墙、铁丝网和机枪封锁下的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的劳役生涯。

      战俘开始被关押在沈阳的一所监狱里,每天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解上大卡车,行驶近半个小时到位于青光街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现在中捷友谊厂的一部分)去做工,晚上再押回监狱。后来发生了3名战俘逃跑的事件,于是便在距工厂门前不远处、当时还是一片菜地和稻田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战俘营。

      战俘营东西窄、南北宽,长100米左右,宽约50米。战俘营设有三道铁丝网,分别布设在高高的围墙上、过道上、工厂周围,当年战俘营有两栋宿舍。

    押往沈阳的盟军战俘有2000余人

      据史料记载,二战期间,盟军数万人在马来群岛被日军所困,被迫投降。日本人将盟军战俘强迫为劳工,大部分押往泰国、缅甸等地修筑铁路,还有一部分运到日本在沈阳开设的工厂从事艰苦劳动。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说,在太平洋战争初的菲律宾,美军全面溃败,当时的战俘被日军秘密押运至沈阳(当时叫奉天)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历史上被称作“巴丹之旅”。

      当时押往沈阳的有名单记载的战俘达2000余人,其中美国战俘占绝大部分。这些战俘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受尽折磨、凌辱,大约有1/3的人死于非命,其中大部分为美国人。盟军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死亡率为4%,而在日本设立的战俘营里的死亡率高达27%。

    幸存战俘只有1000人左右

      “8-15”日本投降之后没几天,美军的B-29飞机飞到了沈阳上空,盟军战俘一看是自己的飞机来了,就在地面上点起三堆大火做求救信号,随后就又有飞机来空投大批生活物资。

      这时驻守工厂的日本兵就地向战俘们投降了,原来由日本兵押着战俘们种下的土豆,后来由战俘们押着日本兵来收获。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美国的运输机飞来沈阳,把这些战俘接走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战俘们先坐火车上大连,然后乘船返国,这时这批人只剩下1000人左右。建议

    寻找健在战俘劳工建立战俘纪念馆

      据介绍,二战劳工问题是世界性普遍问题,至今,美国战俘劳工问题也没有解决。目前,这批战俘已经在本国向日本提起赔偿诉讼,战俘中有数名将军,其中就有怀特少将。

      当年的在沈美军战俘战后回国后,他们以奉天为名组织了“奉天战俘联谊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延续至今。据中捷友谊厂的退休老工人说,1998年,两名当年的美军战俘曾来此拍照。而那些死难战俘的家属还在热切盼望着亲人的遗骨返回故土。至于那些遇难战俘的遗骨究竟埋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不解的谜。因为许多有关战俘营的档案资料在日本人投降前就被销毁了。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邓永泉说,沈阳盟军战俘营遗址的保护、史料搜集工作还没有列上日程。如今,战俘营遗址已面目全非,但这段历史应当被更多的人了解。邓永泉建议,寻找健在的盟军战俘,并将沈阳这所盟军战俘营建成美军(盟军)战俘纪念馆。首席记者赵艳新,实习生缪丽华

    探秘“盟军战俘营”

      实地考察盟军战俘营的宿舍仍在

      昨天,在“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邓永泉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盟军战俘营遗址——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在曲里拐弯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邓永泉在一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前停住,他说:“这就是当年盟军战俘在日本工厂当劳工住的地方,当时是他们的宿舍。”

      这幢楼水泥砖的墙壁非常厚,窗户不仅小而且数量很少。每层10个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在12平方米左右,当年住着至少8名战俘。

      1955年,邓永泉从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分配到中捷友谊厂,当时这幢灰色小楼是他们的单身宿舍。邓永泉说:“那年,这里的窗户还罩有铁栏杆,墙壁很坚硬。此外,整个宿舍外的3米高墙上还有铁丝网。”

      邓永泉说,战俘营能基本保持原貌的,现在只剩这一栋宿舍。往前走,一幢红楼的最里端延伸出灰色的残砖墙,邓永泉说:“那也是当年战俘营建筑的残垣。”

      战俘营的围墙所剩无几,只有偶尔的一段依稀能见到当年的痕迹。邓永泉说,当时战俘营的建筑都是水泥砖砌成的,和日本人住的房子不一样,日本人住的房子都是用另一种砖砌的。

      当年战俘做劳工出入工厂都要经过身体检查,搜查大楼现在已被用作大东区社会福利院珠林分院。大楼已完全粉饰一新,白色的墙体完全感觉不到当年的阴森气氛。

    亲历者说我和盟军战俘在同一车间工作

      李立水,77岁,当年和盟军战俘同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做工。目前,李立水仍住在青光街附近,与当年的战俘营很近。对于过去的那段历史,李立水说:“当年我还是学徒,到了1943年,一大批外国人就到了工厂干活,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人都是盟军的战俘。”

      李立水说,战俘分布在工厂和各部门的车间,但是一号车间的人数相对较多。一号车间两端设有岗楼,别的车间就没有。一号车间北面是战俘工作的地方,南面是中国工人干活的地方,李立水就在南面干活。

      按照日军的规定,所有中国工人不能与战俘接触。所以,虽然他每天都能看见那些战俘劳工,但是彼此没有说过话。战俘一般早上8时多到厂,下午5时再由日本兵押返,从工厂大门到车间的两边都有刺网。盟军的战俘既有当技术工人的,也有扫厕所的。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下原来的-,穿上日军发的连身袄。

      据李老回忆,工厂里的战俘有黑头发的、有黄头发的,人数能有300多人。战俘一旦因病死了之后,就被日本兵拖出去埋在工厂附近的草堆里。

    小资料:2010年,二战战争赔偿终结年?

      有人说2010年是提出和解决二战期间战争赔偿问题的最后期限,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高熊飞。

      高熊飞原是浙江省教育学院副教授,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概念是他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说这就是最后期限。依据国际法,战争赔偿问题是没有期限的。高熊飞之所以提出2010年的概念,意在呼吁加快解决二战期间的遗留问题。

      但是,“2010年”确实是一个有一定特殊意义的年份,高熊飞说,德国把解决二战期间对犹太人战争赔偿问题的最后期限定在2010年。无独有偶,美国加州就解决二战期间战争赔偿问题的最后期限也是2010年,但这些并不能对解决整个二战期间战争问题的最后时限盖棺定论。

    首席记者赵艳新实习生缪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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