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是“靠天吃饭”，所以这种产量估算，不免像现代人做粮食期货一样，是带点风险的，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员的职务收入中的谷物部分又从月薪制改回到年薪制。当时配给官员的公田叫职分田，像陶渊明这一级七品县令，依然是占田三顷，但规定不能再“使吏耕种”，即平调机关吏役的劳动力，而是出租给他人，无论收成好坏，都照事先约定的数额收租。为控制官员倚势盘剥，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亩“无过六斗”，并严禁租粮之外加征桑课（《唐会要·内外官职田》）。对于前后任交接换班的问题，据《封氏闻见记》载，是以端午日为标志，“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该书又称，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调任楚州，为了让前任得到那份职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随处耽搁，拖过端午后才去接印，“士论称之”。这行为与南朝时的阮长之差不多，都是实行年薪制的情况下出现的佳话。与此同时，在京师供职的官员仍然按月领俸，其中“基本工资”部分依官品分等，还有一些杂色名目的补贴则与职务挂钩。

宋代官俸中现金比例有限，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所支俸禄，竟有一堆官办第三产业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从北宋起，由于职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计算田地收入之类的麻烦，实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诒谋录》披露，宋朝建国初期的官员俸入都很低，县令的月薪不满十贯（每贯一千文钱），其中还搭配一部分茶叶、盐、酒等一批实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其中县尉的月薪由三贯五百七十加到五贯五百九十。《梦溪笔谈》记有一则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要求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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