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米的数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287年朱清疏浚娄江(今浏河),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朱张二人和他们手下的船员移居到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琉球、日本、高丽商船也进港贸易,刘家港遂有“六国码头”之称。

盛极而衰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和高官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两个前海盗做得“尽职尽责”,因此也分享到不少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利润。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可见70%的利润返回朝廷,商人得到另外的30%。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而朱清本人更是权倾一时,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续资治通鉴•元纪》上说两家“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舶交诸番中,车马填塞门巷”。

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为处理两人的财产,朝廷特意设置了钦差大臣,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功夫。

虽然朱清和张瑄被处死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传统对谋逆罪的处置,进行“株连九族”,更没有处理跟着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其他人。这在朝廷是有着复杂考量的——对于元朝来说,海路不能完全禁绝,放过朱张二人的家人和属下,可以靠这批熟手小范围地继续保持海上贸易活动,海路粮食运输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伤。

但不管如何,朝廷不会让个人再如此大权在握,中饱私囊了。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在朱清和张瑄的时代,监管海上贸易的官员至少有4个万户侯,24个千户,他们死去一年之后,平江路(今苏州附近)的长官接管了海上运输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只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所按地区划分,改为11处,只设达鲁花赤、千户和副千户。 (

朝廷的经营困境

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来挽救饥馑的灾民,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浙江地区的长官递交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些困境,他写到,在以前,朱清和张瑄控制海上粮食运输的时候,每年的运输量从四五十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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