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立皇后

汉制，除皇帝早夭或在位时间太短外，皇帝均须册立皇后。如昭帝刘弗陵，年仅十一岁，便册立皇后上官氏。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有一些皇帝不立皇后。这是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又一个突出变化。这一变化最早创始于东晋元帝司马睿。司马睿嫡妻为虞孟母。虞氏以貌美得宠，永嘉六年（312年）病故。司马睿称帝后，为表示对她的尊宠，追谥“敬皇后”（《晋书·后妃传下》），此后便没有再立皇后。

自司马睿创设先例后，至南朝时期，不立皇后的现象不断出现。如宋武帝刘裕嫡妻臧爱亲，义熙四年（408年）病故，刘裕称帝后，追谥“敬皇后”（《宋书·武帝纪下》），不再册立皇后。又齐武帝萧道成嫡妻刘智容，泰豫元年（472年）病故，萧道成称帝后，追谥“昭皇后”（《南齐书·皇后传》），梁武帝萧衍嫡妻郗徽，永元元年（499年）病故，萧衍称帝后，追谥“德皇后”，梁简文帝萧纲嫡妻王灵宾，太清三年（549年）三月病故，萧纲即位后，追谥“简皇后”（以上皆见《梁书·皇后传》），均没有再立皇后。梁元帝萧绎亦不立皇后。

当然，不立皇后并不意味着取消皇后，而是要把皇后名号空置，不让任何一位嫔妃生前成为皇后。这种做法不仅符合礼制，而且比多立皇后也更为有效。

表面上看，东晋、南朝皇帝不立皇后的原因多为尊崇原配。史载萧衍不立皇后，更认为其夫人郗徽性妒，死后亦作祟逼迫武帝——“后酷妒忌，及终，化爲龙入于后宫井，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南史·后妃传下》）其实不然。尽管考虑到东晋、南朝不立皇后者多为开国皇帝，其原配夫人与他们也确曾相濡以沫，并或多或少做出过贡献——如臧爱亲，史载刘裕执掌东晋朝政时她极力配合，“器服麤素，不为亲属请谒”（《宋书·后妃传》）；刘智容与萧道成结婚后，史载亦“严正有礼法，家庭肃然”（《南齐书·皇后传》）——我们基本可以认同他们都不忘结发之情，但这却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别的不说，仅从这些皇帝的性生活来看，不立皇后便非但没有妨碍他们广纳嫔妃，反而使之摆脱了皇后的限制，更加自由地发泄性欲。这一点，我们只要翻翻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也就可以明白。以东晋、刘宋嫔妃制度为例，《宋书·后妃传》便明确记载：“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再如南齐，《南齐书·皇后传》云：“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袭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甚至就在梁武帝不立皇后并标榜“务先节俭”之时，史书亦记载其“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梁书·皇后传》）。可见不立皇后实际对他们的淫欲了无影响，所谓尊崇原配多半是一个借口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立皇后还使得这些皇帝摆脱了嫔妃争立的烦扰，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戚专权的局面。由于他们都基本上是把皇后名号追谥给已故夫人，且继承曹魏制度，追赠其父兄（弟）的官爵仅具有象征意义，如虞孟母，父亲早卒，其弟虞胤仅任为散骑常侍（参见《晋书·外戚传》），而臧爱亲、刘智容和郗徽，其父均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参见《南史·后妃传》），这与两汉皇后大多“定策帏帟，委事父兄”（《后汉书·皇后纪上·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就从源头上限制了外戚势力的膨胀，尽管这对他们的嫔妃多少有些不公和残酷。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睿、刘裕等人之所以不立皇后，除了尊崇原配并博得不忘旧情的美名外，这恐怕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诚然，晋元帝不立皇后，以及梁简文帝不立皇后，还可能与他们的特殊处境有关。众所周知，司马睿虽然号称“中兴”，但他能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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