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袁家骝的归来，不仅带来核物理的讯息，也给“家”字辈人带来翻身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回原籍，落实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号小洋楼。1987年，当时63岁的老太南下深圳买了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用大皮包装着现金，带回了天津。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她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堂哥题写匾额，很快门前车水马龙。

袁克定，拒当日据时期北平市长

袁寨里有个专门介绍袁世凯儿子们的展厅，独独缺少长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单独安排在西面厢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辈后人对这位大伯有指摘：“实在说，他是我们家族的罪人，一心想当太子，搞了不少花样欺骗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脾气有点怪——这是袁克定留给张伯驹女儿张传彩的印象。

不知为什么，当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原名缉英）每次出现在项城，干瘦、穿宽大旧西装，头戴旅游帽，斜背一个小包，偶尔拄杖，脾气有点怪——人们会想起他爷爷。

当他讲起童年时在北京西山饭店为织姑（袁迪新，袁家鼐与段式巽的女儿）提婚纱的场面，当他未写回忆录先开条件，当他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际遇愤愤不平（针对张伯驹），当他想在老家寻一位年轻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当他习惯于乡人为他的哪怕一副鞋带埋单……良善之人会同情地想，这位美籍华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时他被整得很苦，妻子离他而去，据说精神上受过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从加拿大赶回的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给了兄长一个紧紧的拥抱，对他说“保重”。

1941年，袁缉燕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此时“老爷爷”（他们这辈对袁世凯的称呼）已过世25年了。他的童年，赶上富贵日子的尾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到开饭，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国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写的那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才找到同龄的伴儿。”

那时，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吴本娴带着袁家融和他的7个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时间，袁克定破例让儿媳带着袁缉燕去颐和园养病。

袁缉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注重做学问的人，对官场应酬没兴趣。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诱袁克定当市长。阅尽浮华、已至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即登报声明：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40年代，袁克定继承的遗产花得差不多了。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没鱼没肉，只有窝窝头切片，夹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跟从前一样。

袁克定从没工作过，没有生计来源。实在没法生活了，迁至张伯驹承泽园的家中寄住。据张传彩回忆，那些年里，通晓德语、英语的袁克定多半在书房看书，以德文书为主，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

1949年以后，张伯驹的生计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顾袁克定了。时任北京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听说后，报呈获批，将袁克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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