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唐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他的机遇。”

当我请教对民国史人物的观感时，唐先生说：“我一辈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个人不同。李宗仁跟蒋介石不一样，李宗仁跟白崇禧也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走出“历史三峡”

纵观唐德刚一生，三部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均完成于壮年。但其早期文学创作也占有相当分量。三十多岁的《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中，《梅兰芳传稿》是典型的“传记文学”，其余均是文学作品。五十多岁从美国回中国访问时，所见所闻令唐德刚感慨万千，他禁不住写起小说来，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六十万字的小说《战争与爱情》，笑称“也是口述历史”。散篇文章结集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二书，才情盎然。在史学研究上，唐德刚的重要著作《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的写法，与主流史学界的表述方法大异其趣，极尽亦庄亦谐之能事，议论纵横古今中外。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谈到他和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时说：“李慎之有一次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我脱口而出：“这个预测和唐德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认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即从1840年到2040年。”

“历史三峡”之说，唐德刚谈过多次，他在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刊于《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中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政治制度要从君主转民主，其他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随之一转百转，全部转完，大致需时两百年，在这转型期中，是死人如麻、惊涛骇浪的，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乃把这两百年的转型期名之曰“历史三峡”。

在访问他时，我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唐先生兴致颇高：“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袁世凯、蒋介石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出峡，我也不知道。”

也许，学人所见略同。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百岁口述》的结尾说：“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

李慎之、唐德刚、周有光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愿斯人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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