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以前深入了。例如“中国对日宣战问题”，为什么刚开始不宣战，后来才宣战？一位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宣战与否是一个基本史实，但史实背后是什么呢？他的文章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首先是他对中国方面的不宣战的理由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中国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是，国民政府不愿宣战是想搞对日妥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新的研究中注意到，国民政府不宣战主要是担心美国启动“中立法”。因为“中立法”规定美国不介入他国之间的战争，一旦宣战，美国对开战双方都不再进行商业往来，而战时中国，很多物资都需要美国提供。此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再深入，而这次会议有了新进展。这位日本学者根据新史提出，除“中立法”的影响之外，国民政府还考虑了其他几方面因素，如侨民、租界等，宣战以后对这些方面都有不利影响。国民政府判断，宣战实际上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相对有利。这个研究就比我们又深入了一步。同时，这篇文章还分析了中方学者几乎没有涉及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日本为什么也不宣战。按照国际法规定，日方一旦宣战，中国不宣战也得宣战。但事实上，日本因“中立法”的原因也不愿宣战。通过这种国际共同研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深入了、全面了。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开展共同研究和交流的意义。

最后，与会学者也研究了一些新题目，带有开拓性。我注意到刘晓原教授的《重塑中国的形状:二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思维与中国的少数民族边疆》，这篇文章研究了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看法。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对中国边疆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以往抗战史研究中很少涉及但却是非常大的问题。从清末开始，中国处在一个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期，这个过程十分曲折。中国传统的边疆体制——宗藩制度，在清朝末年被西方侵略打破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在中国边疆趋于固定的过程中，抗日战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涉及了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和内外蒙地区。这方面研究还有待开拓，有大量工作要做。

刘:说到这里，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章:国内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总的应该说在国际学术界是最深入的。抗战史研究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老题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讲抗日战争。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禁区不少，许多问题讲得比较片面。比如正面战场只讲一溃千里，国共关系主要讲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解放思想，打开禁区，抗战中的各种问题都得到研究。比如，关于正面战场的抵抗，国共之间的合作，对国民政府的评价也趋于客观。这时，不仅对战时中国内部的情况进行研究，还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此外，还有抗战文化研究等等。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各重要方面的主要结论到那时基本形成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研究了、解决了。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对抗战史研究的大观点基本没有超过那个时候。当时，一批长期致力于抗战研究的老先生在做这件事，那是他们的学术顶峰。后来的年轻学者像这些前辈那样投入那么多精力来从事这项研究的不多了。

以后这十多年，抗战史研究的地位没那么显赫，但也有些进展很值得关注，特别是其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战争暴行，比如大轰炸、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开展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研究。我认为“中日战争”这个概念涵盖的内容比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个概念更宽广。如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所见到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已经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的参加。通过共同研究，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学者的观点越来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

刘:您是否能谈谈对近年研究战争暴行的看法。

章:关于战争暴行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甚至比较回避。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而忽略了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也需要研究。它不仅有利于揭露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有利于今天维护世界和平。不过，研究战争暴行一定要站在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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