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袁庚在蛇口的权威已经受到威胁了。袁庚的反应就是：如果说我是蛇口的权威，那么现在权威确实是受到严重的挑战，但这是个好事，说明工业区的选民，经过民主的熏陶，眼光更开阔，可以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这是个大好事。反对我袁庚没有什么了不起，坚持下去，就能改变我们的一切现状，国家就有希望。

在和袁庚交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陈禹山有这么一个体会：袁庚非常愿意，也非常善于和记者打交道。除了陈禹山本人就是一位知名记者之外，袁庚的记者朋友也是遍及广东的大报小刊。但是，陈禹山说，随着蛇口工业区的日益壮大和袁庚本人在当地的威望日渐升高，袁庚却开始邀请他的记者朋友们对自己也对蛇口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袁庚曾经对所属工业区的《蛇口通讯》总编辑说，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他这句话话音还未落，在1985年的大年三十，《蛇口通讯》果然收到一篇署名甄明匿的稿件，题目是《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陈：总编辑要拿这篇文章给他审，袁庚打电话说不用审。总编辑还是送到家里去。袁庚回家看过以后，文字批示：总编辑有权定。当然有一些涉及重大方针政策上，征求别人的意见是应该的，是合理的，多几个人的脑袋总比一个人脑袋好。但是批评不用送审，就是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亲切一点。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改，而且以后也不需要重审。

陈禹山回忆说，面对批评报道，当时袁庚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不要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第二，不要人身攻击和诽谤。此外，尽可以畅所欲言。

陈：这样的话，蛇口出得了贪污吗？很难。这篇文章以后，好多批评的文章就都出来了。写批评文章没有受到打击报复。你打击他，下一次选举你就完了。所以到1992年袁庚退休的14年间，蛇口有经济问题的人，都是鸡毛蒜皮的。大概有两三个人，蛇口的干部队伍有多大？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多。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14年内只有两三个人出了问题。

在陈禹山的眼里，袁庚是个倔强的人，经商本来就讲和气生财，做官更应该求个安稳顺当，但是在袁庚主政蛇口的这些年里，他却总是在争议的旋涡里漂流。1988年，袁庚被卷入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事件中，起因只是源于三位远道而来的青年教育工作者与蛇口青年的一场激辩。

陈：青年教育工作者们讲：大多数人来蛇口都为了把自己的精力献给祖国，献给特区，但也有少数“淘金者”。对这个词，蛇口青年表示异议：什么是淘金者？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座谈会结束以后，青年教育工作者的随行人员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点了发言者的名字。

袁庚得到消息后，对点名上报的做法作出了评价：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

陈：所以他就提出来：你们既然来这里座谈的，你讲你的，你有你的观点，也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座谈大家都可以说，这个很正常，蛇口人就是这个样的。当时袁庚就这个问题表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蛇口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却开始急转直下。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领导，恢复了由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

陈：对袁庚的处理办法，是“冷处理”。有一些人讲，他们去上门看袁庚都不敢。他的做法的对与错，那是另一回事，必须有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越多对我们国家越有好处。一些人总把他当异类，他搞市场经济都跑到前头去了，没有办法不是异类。实际上袁庚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他们理解不了。

陈禹山在他写的《袁庚之谜》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时候，其实李嘉诚等香港富豪也曾经有意加入，但是被袁庚婉言拒绝。陈禹山说，其实袁庚是很赞赏股份制的，从平安保险到招商银行，都是袁庚的得意之作。那么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当时袁庚独独不愿意在工业区搞股份制呢？陈禹山想，这大概是因为袁庚有自己的打算，他一心想在蛇口搞政治体制改革，李嘉诚们一进来，政治改革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当然或许这也是陈禹山的一家之言吧。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