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办学提倡“求是”,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一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学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这不错,比如他爱护学生,特别是在“学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甚至有人称他是“东南民主营垒”浙江大学的“保姆”,等等。其实,这也是竺可桢一贯的做法,即他虽然反对政党干扰学校,但绝不反对学生参与政治,就在抗战胜利后,当时许多人已在深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则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自“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但“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既然“社会有不合理之处”,师生自不能袖手旁观,为了“符合民主之潮流”,学校当亦不能成为社会之外的孤岛。从抗战到内战,浙江大学的学潮始终没有停息过。——遵义的“倒孔”(孔祥熙)风潮,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杭州的“学运”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竺可桢更是焦头烂额,奔波于学校和军警当局之间。——今天,这一切,包括其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从陆续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而彼时竺可桢校长的内心世界,更是分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局促于育人大业和政治风潮之间的“尴尬人”的自白,也是一个谨守职责却又动辄得咎的校长的哀哀哭号。

面对“学潮”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况校长。无法想象此前弦歌不辍的一所大学,战后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其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学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还在他就任不久,当时正值“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的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为此,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张贴壁报,但并未追究其责任。此后,浙大学生组织拟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而学校的军训官则认定其乃一“反动组织 ”,而竺校长也不附和这种意见,只是会同属下郑晓沧、李寿恒等各院院长与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并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而已,当杭州公安局欲逮捕梁涛时,竺校长则立即通知其马上离校避风,对其只作“停学一年”的处理。不久,就在抗战爆发的前夜,正值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并从其宿舍中搜出他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此前胡乔木在浙大时发展的对象)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竺可桢审读了这些信函,认为“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审查陈怀白的要求,并派人将侯焕昭保释出来。后来浙大迁至贵州,竺可桢曾对国民党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明言: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高文白竟同意了。当时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还曾亲手书写了“民主堡垒”的大字,贴在学生会的《生活壁报》上。1942年,大后方学生掀起“倒孔”运动(当时传说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见《竺可桢日记》),浙大学生也在遵义开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外出,但是这回学生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情绪高昂,冲出了学校,在遵义街头游行示威,而军警已密集等待,准备弹压,竺校长闻讯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国民党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设法阻止军警。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会同学生一齐参加游行,这次学生游行因此得以安全无虞。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此后,竺可桢一方面致电教育部引咎辞职,一方面也不得不开列一批名单给前来调查的官员,并处分了部分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按章被开除,但考虑到开除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遂有被捕的危险,竺可桢于是推迟公布开除公告,等到地方当局向学校要人时,这两名学生已远走高飞了)。

遵义期间,原先竺校长和当局经过“博弈”达成的口头承诺“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维持。 1942年1月,助教潘家苏和学生滕维藻(后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校长,不久前逝世)的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的搜查,随后二人被拘押。竺可桢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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