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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