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K个歌什么的。15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

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1990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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