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三、“做客”黄永胜家

1968年5月初，黄永胜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一次，他与林彪闲谈时，流露出对家里的内勤工作不太满意。林彪随口说：“那我派小刘去你那里指导一段时间。”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去了黄永胜家，指导他们的内勤工作。那时，黄永胜刚调总参不久，没有分配到适合的房子，正好乌兰夫被打倒，搬了出去，黄永胜就借住在“小西天”乌兰夫的房子里。黄永胜生活比较朴素，每餐二菜一汤，最爱吃的好菜是泥鳅、蚯蚓，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最喜欢吃饺子。那时，黄永胜很随和，外出不要警卫护送，大多是单独出车。

黄永胜家门前有一株大枣树，一人都抱不过来。这一年的深秋，枣子熟了，黄里透红，让人垂涎欲滴。一天下午，我就鼓动内勤人员小张，说：“只有你瘦小，快上树打几斤下来尝一尝。”他二话未说，马上爬上树，嘻哩哗啦打落七八斤。正当我们几个吃得津津有味时，恰巧黄永胜回来了，他立即拉下了脸，严肃地批评道：“这不能吃，吃了的，把钱补上，剩下的上交总参服务处。”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要求我们作深刻检查，逐个进行了自我批评。

1969年元旦那天，黄永胜做东，邀请我们几个内勤工作人员吃晚饭。晚宴相当丰盛，全是野味，有野骆驼肉、野猪肉、野兔肉、野狐狸肉、野鸡肉……，这些都是卤好的，酒是他出使阿尔巴尼亚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人赠送的，打开时，香气四溢，让人大饱口福，但规定每人只饮三杯(装一两的杯子)。我和陈司机酒量最大，仅仅三杯酒，怎能过瘾，于是我俩等黄永胜夫妇退席后，又用报纸把吃剩下的菜，包了一大包，到陈司机的卧室对饮起来，我俩也订了个“君子协议”：他喝三杯，我喝一杯。结果，我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而他却泰然无事，第 二天照样开车。我一直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才起床，黄永胜见我醉眼惺松，知道昨晚又和陈司机干了杯，他提醒我道：“你怎能和他过量，他是有名的‘八斤半’。以后要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吃过了头。”

四、与毛主席和几位老帅的接触

1966年10月中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的革命小将，齐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参与接见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领导。那次，我有幸被总参管理处选为接见代表，其中还有刘伯承的警卫员周同生(后任总参军需处大校处长)，聂帅警卫员李德福，还有一个周起龙。

中午12点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呼雷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坐着敞篷车缓缓地开过来了。

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第一排，当与毛主席近在咫尺时，我举着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有缘，毛主席向我前倾身体，把手伸了过来，一双宽厚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虽不到一分钟，我却铭记终身。

在内勤警卫工作期间，我先后拜访过贺帅、刘帅、聂帅及粟裕、肖劲光、肖华等将军。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走访刘伯承元帅家。

刘伯承元帅的住所在王府井跃进路(29号信箱)，那次是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带进去的。那时，刘伯承正在家养病。

那一天，我到他家时，他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我向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刘帅您好。”他欠了欠身子，微笑着应了一声，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南的。他说：“还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嗬。”接着又问我在哪个首长家工作，我说在林副主席家里搞内勤时，他毫无表情地应了一下“哦”，看来他对林彪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在当时，一些老帅在一起时，一提到林彪，大都不高兴，背后不呼其名，都不屑地戏称他为“林小子”。后来，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告诉我：原来在一次不公正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他的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有人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打破迷信观点。”林彪又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作为军事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在林彪的挑动下，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帅，使这次会议的批判升了级，迫使刘帅违心地作了检查。

五、我参加的一次批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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