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为孔子，还在于他能把一些看起来粗浅的，乃至是粗鲁的问题提升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义的哲理，这一点在《论语》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也不错，但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还问孔子现在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说明孔子不愿意以“藏”的方式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卖出去)的机会以发挥自身价值。但子贡问的是“求”，而孔子的回答是“待”。

孔子以为富贵不可强求，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孔子最关心的是德性的修养，学问的讲习，向正义的靠拢，以及对于过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张“越穷越光荣”，也没有意愿“傍大款”—以为孔子靠学生出名，特别是靠最会经商的子贡出名，是比那个郑国人更粗陋的见识。

所以，我们不能像那个郑国人一样以“丧家狗”来嘲讽孔子；也不能认为孔子的反应仅仅是宽怀大量。他关怀现实，参与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他并不是向现实祈求富贵，而是认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生前身后为何那么多曲折。这种想法一方面比较功利，以为思想可以直接交换功名利禄或者安逸富足。另一方面也比较简单化，以为思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任何人，无论怎样伟大，都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境况和遭遇，具体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当事人的行动能力。思想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人们超越自己的得失顺逆，而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即使山穷水尽也不会绝望和放弃。

孔子之后的每一个时代，他都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无论褒贬，都说明孔子的思想内容具有恒久性。而了解他的思想和生平，也不是浮光掠影，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对孔子的盲目崇拜固然不足取；但是，不去从“思想伟人”或“哲学圣贤”的角度理解孔子，那么他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心灵鸡汤”的提供者，或者是饱经沧桑的“男一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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