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纯粹是中国传统式农民暴动，念咒练功、杀人放火、攻城劫舍，五卅运动虽然是中国的革命，但形式却是西方现代的，和平请愿、演讲游行、罢工罢课……纯粹中国与纯粹西方式的反西方的运动，都失败了。下面的问题是探索一条中西结合的路。义和团暴动刚过，英国人赫德爵士就深有感触与预见性地分析：

“……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在他们所蔓衍的国家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无穷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产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着从没有开发过的无穷的财富，——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

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50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它将鼓励——而这样鼓励是很对的——支持并且发展这个中华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国将有权利采取行动，中国将贯彻它的民族计划……”[45]

如果不是后来的事，没有人能够想起那位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之久的老“中国通”的预言。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主流从城市转向乡村，斗争形式也从和平抗议转向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西冲突也中止了，临时的战争结盟使中西地缘文明界限变得没有意义，英美军队与中国军队共同抗日，在五卅运动中清晰的中西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模糊起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第三幕。在这一幕中，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中国，而西方变成敌对的两个西方。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内战也结束了，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一个人民的共和国时，中西界限又变得分明而尖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建立的那些条约，都被废除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大炮炮击长江上的英国舰队（“紫英号”事件），英国舰队逃跑了，在华的西方人也纷纷逃离，实际上是被驱逐出中国的，只有苏联人被当作“老大哥”热情地留下来。中国在贯彻它自己的民族计划！西方感到某种伤痛。

美国人的伤痛表述为所谓的“中国丢失”论。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几代传教士、商人、政客与军人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欧洲人的伤痛尽管没有美国人体验得那么剧烈，但似乎更深远。对美国人来说，这种伤痛只是两三代人的事，而对欧洲，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从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起，西方人就试图在贸易、传教、政治军事上“打开”中国。但是这个“长城帝国”如此难以“进入”，直到鸦片战争开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烧毁圆明园再进驻紫禁城，一切终于如愿了，20世纪初西方人进出中国像主人进出自己的庄园。商人们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顾客，传教士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政客、军人试图将中国变成帝国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将最后收获的时候，一场发自中国腹地的红色风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驱赶出去，在中国的财产也被没收，上帝的福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样，对西方无情地关上了大门。一切似乎又像恶梦一样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具有乾隆式威权与傲慢的皇帝，而且这一次还披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披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听起来像乾隆皇帝的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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