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zaiyu]说：“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名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28明人唐顺之、程大位和冯应京等均有关于数学的编著，如程大位的《算法同宗》等；唐顺之更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已主张利用古代的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29。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把古希腊的科学和数学传入中国，获得明清士大夫（像徐光启和李之藻等）的赏识和肯定，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也有自然哲学，并且已恢复过去对数学的兴趣。明末的士大夫认为，西方的学问和中国的“格致穷理”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人熊明遇出版过一本有关西学的书，名为《格致草》；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翻译的一本西方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书，中文名为《坤舆格致》；法国的“巴黎科学院”在当时的中文译名是“格物穷理院”30。

清朝时，中国数学家的地位被提高，渐渐替代了西方传教士，其中以梅文鼎最为闻名。他把中国和西方的数学融会贯通，并力主利用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31。康熙晚年更仿效“巴黎科学院”，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专门栽培中国自己的天文历算学家。当时天文数学已被视为传统学问的附属，天文历算学家普遍受到尊重，梅文鼎的孙子、数学家梅珏成，获赐“算学进士”头衔，另一名数学家王兰生亦获赐“畴人32进士”头衔。其后考证学的兴起，也增加了清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天文数学的兴趣，乾嘉时期的考证学家阮元撰有《畴人传》一书，记载了古今300多名天文历算学家的事迹和贡献，包括多名西洋传教士；阮元等还呼吁学者应该成为精通中西学问的“通儒”33。

但可惜的是，清代的数学和科学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历法上的问题之后，当时的数学在中国再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实际用途34，因此只能吸引一些知识分子的好奇心——这和同期的欧洲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继续钻研和发展数学的情形截然不同（见上一节）。明清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数学和科学深感兴趣，认为其具有新观点，与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数学相辅相成，也有人相信希腊数学源自中国。到了18世纪，清朝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把古希腊和中国传统数学融会贯通，但没有再进一步发展35。

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教廷反对，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把欧洲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尖端科学，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发现及牛顿定律等传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初只告诉中国人“地球中心说”，后来改为“地球太阳双中心说”（指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太阳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说法，又称“第谷系统”），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这样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引进西方数学科技为次要，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怀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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