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高俅飞黄腾达之日，恰恰是苏轼遭遇灭顶之灾之时。此后二人之间尚有何联系呢？《挥麈后录》说：高俅始终对苏轼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苏学士对他的提拔之情，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北宋末年，元祐党人的子弟境遇是非常悲惨的，这些人不许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使在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凌辱和困窘，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苏轼的子孙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得到朝廷高官的庇护，实属不易。

宋朝官员是有荐士传统的，他们往往把举荐人才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其间也有不少没良心的货色，一旦得势，翻脸不认人，反过来撕咬举荐他们的恩人。比如欧阳修举荐了一个叫蒋之奇的监察御史[注: 监察御史是官名。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始设。唐御史台分为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品秩不高而权限广。]，不久蒋之奇为了巴结更“有用”的人，反过来污蔑欧阳修和他儿媳不尴不尬，“帷薄不修”，差点儿没把欧阳修气死。苏轼这个人也喜欢荐士，而且一生磊落豪侠，从不对人设防，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南宋人高文虎的《蓼花洲闲录》中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很富有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时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谁都以诚心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吧。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高俅的晚年。靖康初年，高俅护送徽宗南逃，到了临淮突然发病，不得不返回京城。当时大奸臣童贯、梁师成等人都由于民愤极大而被朝廷诛杀，蔡京被流放。唯独高俅免于此祸，后来病死于家中，得终天年。这大概是由于他这一生对得起苏学士，阎王老子没忍心让他做刀下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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