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宝卷文献的编目、整理和研究　  

　　宝卷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宝卷文献的整理、编目和研究。80年代后，许多机构把收藏的宝卷整理编目，有的作了公开介绍，如谢忠岳《天津图书馆馆藏善本宝卷叙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0:3），李鼎霞、杨宝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宝卷简目》（《文史资料》，南京，1992:2），程有庆、林萱《北京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文史资料》，南京，1992:3）王见川《世界宗教博物馆搜藏的善书、宝卷与民间宗教文献》（《民间宗教》，台北，第一辑，1995.12）等，国外如（日）相田洋《有关（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宝卷》（《东洋学报》，日本，63:3-4；中文译文，《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84:3）。　  

　　笔者《中国宝卷总目》（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图书文献专⑤”，1998；修订重编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花费近20年的时间，在前人宝卷编目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国内外收藏而编成的一部现存宝卷总目；其修订重编本，共著录国内外公私收藏宝卷1585种，版本5000余种，每种版本都注出收藏者。它同时体现了笔者对宝卷文献的研究成果：同卷异名的宝卷做了归纳，全书共出宝卷异名一千余个（包括文献所载异名），附录“异名索引”；据同一文学故事改编的宝卷互相注明“参见”。　  

　　随着河西宝卷的发现，甘肃的研究者陆续整理出版了几种宝卷版本，如郭仪、谭禅雪等编《酒泉宝卷（上编）》（收宝卷8种，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方步和编著《河西宝卷真本（校著研究）》（收宝卷10种，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段平整理《河西宝卷选》《河西宝卷选续编》（共收宝卷33种，台州：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1994）。前两种所收宝卷依据的底本均作了说明，校点整理力求保存民间抄本原貌；后两种底本来源多未说明，但可知其中多种宝卷是据清末民初江浙地区的刊本或石印宝卷“整理”的，它们不是“河西宝卷”。　  

　　笔者《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中国图书季刊》，台北，1997:3；又，《文献》，北京，1998:1）论述了“宝卷的名称和命名方式”、“宝卷版本、流通和作者”、“宝卷的收藏”、“宝卷的编目和整理”等问题，其中对宝卷作品出现众多异名的原因、教派宝卷的版本的“托古”现象、中外宝卷收藏的特点等作了说明；对宝卷的整理出版，笔者认为“鉴于宝卷的文献特征及其研究价值”，“应以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为宜，因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不同，也可分别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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