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来，*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决不能够全由*法律底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底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13]陈独秀的这篇文章，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五四运动学者们应有的注意。美国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这本专著中引用过这段话，不过接下来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阐释。[14]笔者认为《四论上海社会》至少论及了两个问题：一是揭示了上海青帮的构成，即当时主要由“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所组成；二是首次披露了上海青帮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闻报道和档案文件等第一手材料来看，陈独秀的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关于青帮发动罢工的直接报道目前尚未发现，不过在这之前不久曾有过这样的事例：1918年5月，上海水木锯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由青帮发动有数千人参加的罢工。警察厅派出2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去镇压，用枪柄乱击工人，并用刺刀刺伤多名工人。但工人毫不畏惧，以砖石泥块、桌椅木脚当武器，击退了警察。该业董事、作主也吓得纷纷狼狈逃窜，最后不得不同意工人加资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类罢工往往采取帮会色彩很浓的封建形式：罢工领导人在罢工前召集工人代表数十人，在某酒楼菜馆开酒席五六桌，雇就小堂名一班，奏乐畅饮，名为齐心酒；散席后互相誓约，分头联络发动各工场罢工。罢工胜利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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