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进步知识界、思想界对于地方自治的宣传，具有以下特点：1．紧扣中国救亡图强的时代主题，认为地方自治是救亡之道，立国之本。“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故地方自治制，“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⑤ｂ］。2．将地方自治视为发展实业、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认为“地方自治制最完全者，其实业必最隆起，其国力必最强盛。地方自治制与实业有密接之关系。”3．从学理上探讨地方自治的功能，认为自治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之一部分。“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⑥ｂ］。4．为了增强地方自治的可行性，论者提出许多具体的地方自治方案。如1903年留日学生撰文说，“绅士者，实地方自治之代表也”，绅士所得管理之地方事务，其范围与各国地方自治体略同。故实施地方自治的关键，在于“组织地方自治机关”。作者主张，“就各地方固有之绅士，联合成一自治体”。认为“中国之改革事业，其前途之最有望者，莫如地方自治者也。”［⑦ｂ］ 

尤需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地方自治舆论宣传的中心内容，在于培养国民意识与实行宪政，认为地方自治是培养国民意识、伸张民权、实行宪政的根本途径。时论认为，秦汉以来，专制*和儒家文化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意志和*权利，故“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以致“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①ｃ］。进而认为，“夫外人之敢于圈割我土地，剥削我膏腴，监督我政权，刍狗我土庶者，以我无国民故也。故吾不悲中国之亡，而悲中国之无国民。”因此，国人亟待去除倚赖官吏之根性，去除奴隶外人之根性，使“举国之人皆有‘我即国，国即我’之理想”［②ｃ］。 

那么何为国民？要而言之，“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③ｃ］“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之有参政权。参政权者，所以表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因此，“今日立宪各国，欲求宪政之完美，乃益不得不致力于地方自治。无他，人民之参预*，大之则在组织国家机关；小之则在组织地方机关，其事互相联络，未有不能自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