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儒家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处已经越来越狭窄。尽管在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等人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30]1906年学部又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但正如张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31] 

学生之反抗精神当然原因很多，但儒学之不被人重视主要是因为新的新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流动机制决定了作为上升性流动的主要标准是科学而非儒学。而儒家观念的传播的则日益失去了其合适的渠道。 

下面我们将从1903年到1912年前后的教育宗旨的变化和课程安排为背景，来系统考察现代教育是如何将以经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知识摈弃出正常的知识传播系统的。正是因为儒家和新教育系统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儒家在现代中国人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他的基本的信仰的群体。 

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并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2]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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