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第二次请愿高潮时期，张謇再度上书，申言地方自治为宪政之基础，而推展地方自治需有经费。以往之国家行政费，无不取给于地方，今自治经费必须另筹。“要之，筹治须财，筹财须税，筹税须定系统比率，定系统比率须国会。”（注：见《张季子九录》自治录卷1，第14页。）所以速开国会是一切宪政筹备所必须。但这一次请愿又以不得请而告终。朝廷且发上谕，训示各省人民，以后“毋得再行渎请”（注：金毓黻：《宣统政纪》卷23，辽海书社1934年版，第14页。）。张謇并不泄气，到第二届谘议局开会前夕，张謇又以江苏谘议局名义，发表《公启》，主张由各省谘议局议长组成议长请愿团北上入京请愿。但这个计划遭到山西谘议局议长梁善济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请愿之范围应越来越扩大，而不应越来越缩小。议长请愿团使请愿范围缩小，不适应全国请愿运动发展的形势。其他各省谘议局议长反应亦不热烈。所以，张謇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不久，国会请愿运动进入第三次高潮，许多省会发起大规模群众集会，迫使督抚采取同情的立场，因而出现各省督抚联衔奏请速开国会的局面。再加上刚刚开设的资政院，也以全体议员一致赞成通过的奏请速开国会的呈文上达朝廷，终于迫使朝廷做出提前三年，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决定。这一决定发表后，引起不同的反应。大多数立宪派，包括各省谘议局积极活动请愿的议员们，仍不满意这个决定。因此，有的省，如东三省、直隶、四川等省酝酿发动第四次请愿。梁启超发表文章说，欲开国会，就在最近一二年。他断定“宣统五年”是将来历史上必不会有的名词。但张謇及江苏谘议局中部分上层人士则以为，宣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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