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了。“亿万人有亿万的人心，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待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因此社会教育的责任首先在于：“演说者应知现今中国海口尽割，路矿尽失，门户洞开，四百兆人民无立足之地，是因中国不能自强百事废弛之故。今欲使人人知振作大方，必先使人人知危亡之痛，故开民智为第一要著，而演说时尤不可不坚持牺牲一身以振聋聩于汤火之宗旨”。（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是在亡国灭种的强烈刺激下，在社会教育那振聋发聩的呼唤声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其次，弃官本位，士阶层多元化。具体表现：(1)在实业发展中自然改变，“实业振兴则不必营谋官吏，而足以自立，试观世界富强之国，其实业家之养尊处优，皆有笑傲王侯之慨，则求仕主义必轻。”（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2)在历史选择中强制改变，“鄙人窃以一言敬告学生曰，既具健全之身体，普通之知识则任选一业，皆足以自立，又何必争此不足轻重之出身。”（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不必营谋官吏”，“何必争此出身”的观念，严重冲击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反映了士阶层弃“官本位”的多元化思想倾向；实业家优于士大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正在改变“官本位”的历史格局。
作为社会教育的主渠道，报纸上大肆宣传“凡属内政之事，当令全国周知。”“凡属外交之事，不关系于机密者，必当宣示国民，令民咸晓然于我国在世界之位置如何，世界各国对我如何，我国对各国如何，我国人民对异国人民当如何，一以激发其爱国心，一以指示其对外之法，一以启迪其世界知识。”（注：《论政府宜充分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录一乙巳年顺天时报。）这些宣传改变着士阶层的追求。在各种报纸不断产生、报业迅速发展之时，办报成为士阶层介入的重要行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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