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榜进士还有不少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在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民国初年“画坛领袖”、在诗文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姚华,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作过研究与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游学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民国时期所编《词林辑略》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受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于1956年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商衍鎏作为清末探花,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写出《秀才·举人·进士》一书,1946年在香港出版。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4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而朱汝珍、商衍鎏、贾景德等末科进士撰写科举研究著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后的乐章,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举学史上特殊的插曲。
【参考文献】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8·选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W.E.MACKLIN,The Triennial Examinations in China[J].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Vol.2,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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