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件均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此间中国独特的外交模式，使徐氏在这些外交事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因其所处时段的特殊，这些事件又是分析鸦片战争后中西外交的很好案例，目前学界对以上事件虽有关注，但都有深入的余地。其次，与徐广缙研究有关的还有徐广缙与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徐氏个人际遇的转折点，同时作为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徐氏本人对太平天国初年的*形势亦有影响。最后，咸丰年间徐广缙引疾归里，因其又生活在捻军活动较密集的皖北地区，而且其家族势力在当地又较盛，徐氏又可作为士大夫利用个人声望和宗族力量抗捻自保的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如此等等，均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徐广缙籍贯争议，与其以区域史的视角强争河南鹿邑和安徽太和，笔者认为，不如解决徐广缙研究中对其人介绍时的表述困境。目前通行的“徐广缙，河南鹿邑人”，的介绍有其不妥之处，它掩盖了徐广缙与安徽太和的密切关系，若强求把徐广缙与安徽太和分开，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在对徐广缙个人研究时将会有意无意忽视皖北历史文化对徐广缙个人成长的影响，而这对理解徐广缙在后来一系列事件中的举动和探求其思想渊源极为不利。上文表明，不论是对徐氏家族来讲，还是就徐广缙个人论，安徽太和对徐氏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了河南鹿邑，鹿邑只是徐氏为应籍河南乡试的寄籍地。因此，在对徐广缙个人情况表述时应有安徽太和，且为重要方面，而徐广缙一族曾寄籍河南亦是事实。徐氏由河南参加乡试，就不仅是寄籍那么简单，根据科举考试对籍贯的要求，徐氏只有由寄籍而入籍方可应试，不论徐氏当时入籍合法与否，以何种方式入籍，徐氏曾入籍河南鹿邑，也是事实，在介绍和研究徐广缙时亦不能忽视鹿邑因素。因此在介绍徐广缙时必须对安徽太和和河南鹿邑两方面历史信息都有反映。综全篇而论，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反映历史信息而又助于徐氏研究深入的徐广缙个人情况表述是：“徐广缙（1797—1870）字仲升，号靖候，安徽太和人，曾入籍河南鹿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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