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获悉李鸿章已向总理衙门报称丁汝昌率舰再次远巡朝鲜洋面，5日又追下一道措词更为严厉的谕旨：“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出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巽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著接奉此旨后，即日据实电复，不得有片词粉饰。”（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七月己卯（初五日），第400—401页。）显然，皇帝已迁怒于李鸿章，认为是他在袒护丁汝昌。
自丰岛海战后，由于北洋海军一直未能如朝野预期的那样有所建树，使得激进的士大夫大为不满。他们纷纷上奏弹劾，历数丁汝昌的种种“罪状”，力主将其撤换并治罪。清议汹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但文人之放言高论，过于庞杂纷纭，既不切实际，又多不实之词。如礼部右侍郎志锐在弹奏中即以道听途说之传言为据，谓丁汝昌“带船出洋，以未遇敌舟无以接仗，退守威海，借口固防，并欲告病求退，李鸿章亦未参奏。幸有统带‘济远’快船之方伯谦，尚顾大局，船被重伤，犹复指挥兵士轰坏敌船，使海军之气不馁，较之丁汝昌之退缩何啻霄壤？”因此他建议“方伯谦即令其接统丁汝昌之船，如其能立奇功，即擢升其职，借此番振作整顿，海军必无萎靡不振之弊。至丁汝昌等罪状得实，则竟治以军法，亦杀一儆百之意也。”（注：《礼部侍郎志锐奏请将丁汝昌等拿交刑部审明正法片》（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44—45页。）在此类参劾的影响下，丁汝昌遂成众矢之的，并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
面对皇帝的严谕和参者的局外之论，李鸿章为丁汝昌也为他自己进行了申辩。他说：“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复，何堪海军复被摧折？臣与丁汝昌不敢不加意慎重。局外责备，恐未深知局中苦心。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五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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