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得雍正帝眷遇，骄纵傲视大臣，每入京觐，巡抚跪道迎送、亲王及大臣郊迎，惟张鹏翮执掌吏部不予理会，年羹尧是否假汪景祺之笔泼张的污水以泄私愤也未可知。清人萧＠⑩则谓，汪景祺“作功臣不可为论，以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以鄙亵无稽之语污张鹏翮。”〔（３９）〕这一论述可供佐证，媒蘖加害，昭然若揭。想不到这“无稽之语”的诬陷，竟造成历史的误解，反过来又误解了历史，延至１９７９年新版《辞海》张鹏翮条（第１０８９页）云：“康熙中叶他赴陕西办理赈灾，专事敲诈勒索，时人谓其患更甚于旱灾”。从以上大量史料可知，１９７９年版《辞海》此条的片面性，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知识，对张鹏翮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欠客观和公正。综上所述，张鹏翮之清介可比魏裔介、魏象枢；理学与汤斌、李光地齐名；面折廷争尤似唐时郭子仪、明时赵南星，举荐陆陇其、张伯行为世所重，正如“谁谓公之出处有一可议者哉！至其治民治河则一本于清介，守法不生事端，故能特达之知，所至获以成功，而不负君不负民也”〔（４０）〕。客观、公平地说，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吏张鹏翮也自有他的过失和欠缺。诸如：
在治政上，康熙４０年７月，张鹏翮因上治河奏章，康照帝斥责道：“览张鹏翮奏章，昏已极”。４２年因因山东闹饥荒，山东巡抚王国昌、河道总督张鹏翮擅自动用常平仓谷赈济，受到降一级处分，令在两年内赔补结清。
在经济上，小有所取。康熙４４年３月，康熙帝批评张鹏翮“尔自谓居官清廉，一介不取，一介不与，若谓一介不与，尔则有之，一介不取，则未必，取与不取，则尔自知之。”
在用人上，有徇私情，对属下多曲加庇护，康熙４４年３月，上谕张鹏翮：“尔等用人皆多偏倚”，“尔等每有私心，故多徇庇”。重用属下河工员外郎王谦，王谦为人刻薄，人人怨恨，“尔却偏信，任其恣意妄行，以致人心不服。”尤对自己保举人员，“皆徇情面”，索额图家人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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