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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光朝漕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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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9: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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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激起的民众反抗并不亚于英军的威胁：“但恐当路未能信此事凶危，实有什伯于与英夷博战者耳”。[54]包世臣并非危言耸听，漕弊正激起日益广泛的民众反抗，所谓“闹漕”的事件，几无地无之。闹漕往往聚众至千多人，殴官拆仓。如，六年，江苏丹阳“乡民聚众殴伤知县吕湘，打毁署内房屋”。[55]早期的闹漕多属零星哄闹的性质。由于交粮者都是大小地主与自耕农，领头的又多为中小地主或生监，所以他们通常只是“闹”而非“反”。但鸦片战争后，则有不同。不仅闹漕事件增多，且多发展成民变。二十一年湖北崇阳爆发钟人杰领导的起义，即是始于闹漕。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千余人武装抗粮，“并敢持械攻城，拒伤官兵”。[56]该省巡抚亲自率军队进行镇压。浙江更是民变四起，官府穷于应付。二十三年归安闹漕激成武装对抗，乡民“抗官拒捕，并将兵役戕害，地保殴毙，阻止各村完粮”。[57]当局出兵镇压，一年多无法平息。同时，台州民变，“携带枪炮与官兵接仗，将弁多有受伤”。[58]清廷调闽省水师及满洲精兵会剿，经久始息。这些民变的首领也多是中小地主及监生，如钟人杰即是生员。这说明漕弊伤及中小地主的利益，同样到了严重的地步。包世臣于道光十六年就曾指出，州县勒折，“民户比市价常三四倍，衿户、讼户或两倍或倍半”。大户虽优于小户，但也免不了浮勒之害。到二十六年，包世臣更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数十年来，漕事虽无安静之岁，而尚未至成大祸者，以苏松之田多属饶户，小民之田无几，以佃户之脂膏津贴自田，尚可周章。近既银贵米贱，则饶户之脂膏亦竭，必亵诛求于租户，业佃皆竭，则事殆不可闻矣。昭文镇洋，直嚆矢耳，凶渠伏辜，理同扬汤。太上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斯之谓也”。[59]在这里，包世臣尖锐地提出了“饶户之脂膏亦竭”、“业佃皆竭”、“事殆不可闻”及“民不畏死”的事实与危险。中小地主参与闹漕及民变的纷起，说明道光朝漕政弊坏，已是怎样侵蚀着清朝自身的统治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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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朝宣宗成（道光）皇帝实录》（下简称《实录》）（二），第777；1324、2649页。
[10]《实录》（四），第2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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