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如1914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已完成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刊登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发表《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的社论中,都曾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和概念。(49)
《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是一部至今尚未见有人专门介绍的颇具历史价值的著作。作者夏德渥,湖南人,生平不详。他具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意识,完成该书后,曾报呈教育部审批,并请革命党元老、民国要人李根源作序。该书详细考述了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专门论证中国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冀览此书者恍然于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而慨然动同胞之感”(50)。书中统称中国各民族的统一体为“华族”,偶尔也称其为“中华民族”,并强调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成分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苗族”。不过,此书直至191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书前印有教育部的批文:“详绎该书,其宗旨在融洽感情,化除畛域,提出人种学问题,为科学的研究。详加考辨,具见经营”。可见,对于该书有益于民族平等融和的社会功能,国家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可能是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在《甲寅》日刊上分别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出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从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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