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17〕这段自白真实地表明了中华文化一是体系严密，难以插足；二是缺少宗教热情，对上帝没多大兴趣。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移植基督教，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也有包容的一面，这种包容是在不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有利于其再生与发展的前提下显示的。佛学的大量输入，并没有置换儒学的统治地位，反而逐渐促进了儒学的新生，宋明理学是在吸收了佛学的许多精华后才使儒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呼啸东来，儒学及其赖以维系的封建政权朝不保夕，吸收部分有用的西学，保护中华文化的内核，刻不容缓。林乐知等传教士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于是他们所办的中西书院、《万国公报》等最受中华志士仁人的欢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了具体的贯彻。而对于林乐知的传教热情，中国知识界和官场并不太关心。晚清的思想文化界，从主体上讲，是利用传教士传播的科技、教育文化，努力使中华文化再生。于是就出现了与林乐知等传教士事与愿违的“种瓜得豆”的奇特现象。
【参考文献】
[1]Warren Candler. Y·J·Allen, The Man Seeded China.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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