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旋涡，成了资本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

5．沉重的负担：长期巨额入超

鸦片战后，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是资本列强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的结果，而进口的增长大大超过出口，使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严重的入超，这是鸦片战争带给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

6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便日趋严重。到1877年，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便年年入超，一直连续了七十三年，到全国解放。而且，入超额也日愈骤增：1865—1880年的十六年间，入超净值为4572万两，平均每年约286万两；而1881—1894年的十四年间，入超净值便增加到30895万两，平均每年为2200多万两，为前者的七倍多。（参阅姚贤镐等《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1033页。）

对外贸易的长期巨额入超，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以其他需求，迫使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举借外债。仅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年间，清政府所借外债就高达白银12亿两以上，（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统计资料》第90页。）平均每年达6700万两。从而使近代中国之命运，陷入万劫不复的轮回之中。资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性的对外贸易带给近代中国的灾难与苦果，于此是再清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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