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 耆英向朝廷奏报：“至渠等酌留兵船，不过数只，即不侵夺百姓，亦不拦阻商船，均于善后章程内切实议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为奏明，仍如前约等语。臣等查该夷既以坚守和约为词，若不允许所请，转恐借口反复，其兵船如何渐次撤退，应俟开关后，由地方官查看夷情，相机妥办”〔32〕。这是一篇糊涂文。“酌留”英舰只是在鼓浪屿、舟山，还是延及到五口？更严重的是，耆英等人实际上已经同意英国在华“酌留兵船”，并将未来的交涉事宜推给了地方官，这无疑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
后来的交涉果然是在地方官的主持下进行，由先任钦差大臣后任两广总督的耆英等操办。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其中第14款规定：“所有通商五口，每口内准英国官船停泊一只，俾管事官及属员严行约束水手人等，免致滋事。惟官船非货船可比，即不载货又非为贸易而来，其钞税等费均应豁免。至官船进口、出口，英国管事官应先期通报海关，以凭查照。”10月8日， 中英又缔结《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10款对前述内容作了重申，只是又补充“凡有此等接待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33〕。上述规定同样很含混，“官船”是否等于兵船？要约束当时常备有武装的英国水手和商船，“官船”上没有相当的军事装备恐怕是不行的。这为外人以兵船冒混“官船”开了口子，而且，这些所谓“官船”还享有免税的特权。
到了1844年7月3日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官船”的身份就明确了。该约第32款规定：“嗣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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