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关系的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必须以了解外情为基础。上述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准确度的差异，究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双方对彼此和欧美列强的了解水平不同。

中国方面，李鸿章等当权者自70年代以来，虽一直认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况，但所下功夫实在有限。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重臣无一人到过日本，不曾直接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后派驻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报告。这些外交官都未受过专业训练，思想观念一般比较陈旧，除黄遵宪这样个别的例外，对日本状况都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他们对日本扩张的野心、准备虽有所察觉和报告，但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困难与危机。就拿甲午战争前夕的驻日公使汪凤藻（1892年赴任）来说，日本对朝出兵前，他只凭日本“官民之争逐日激烈”的表面现象，“妄断日本决无对他国生事之余力”（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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