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喀什噶尔。训令说：“这些地方当然将会更早一些脱离中国，但只有当我们确切知道中华帝国将在何种条件下覆亡时，我们的意向才能明朗化；目前这个时刻，我们只能说一个大致的设想。我们的意见是，现在应尽可能对这些地方施加更大的影响，而在一旦统治者本身自愿的情况下，就决定把他们置于我们保护之下”。（见《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9页）早在1353年，沙俄外交部向沙皇报告说，蒙古“至为重要，它超过俄国在其它方面的利益，”表示一旦蒙古“利用事变摆脱中华帝国的羁绊”时，沙俄不能“漠不关心”（见《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5页）。虽然囿于形势，沙俄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集中于掠夺东北，但它对我西部边陲的扩张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同时，沙俄也和其它西方列强一样，插手干预中国内政，与清朝政府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而且，沙俄在这一罪恶事业中，始终采取积极的姿态，充分表现出它那国际宪兵的反革命凶恶面目。
今天，苏修学者齐赫文斯基之流，竟厚颜无耻地大肆宣传老沙皇对中国的所谓“睦邻”政策。说什么：“俄国不同于英国和法国，它在十九世纪中叶继续同中国保持着睦邻关系”（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176页。）。苏修学者们妄图篡改历史，为老沙皇涂脂抹粉。然而，墨写的谎言岂能掩盖血写的事实！苏修文人这样卖力为老沙皇当年的卑鄙行为辩护，只不过暴露了他们为新沙皇今天的扩张政策辩护的丑恶嘴脸。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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