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历来的策略都是软硬兼施，剿抚并用。清朝政府对太平天国起义也不例外。清朝政府以上海为基地，在江浙地区的颠覆活动之所以能够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恶果，固然是由于清朝政府拚命挣扎，见缝插针，对太平天国进行恶毒的分化瓦解所致，但从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来看，也可以看出以下三个方面，太平天国也确实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一，太平天国取得了苏州、杭州等广大地区，开拓了领土，取得了粮食供应，对后期太平天国的大局起了重大作用，但对这一地区的地主团练如徐佩瑗、费秀元之流未能彻底解决，反而使这些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坏人钻入了革命的阵营，形成了事实上的反革命的桥头堡。

　　第二，太平军彻底打垮清军江南大营，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这对太平天国革命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江南大营的清军如李绍熙、何培章等部均摇身一变，原封不动的成了太平军，李绍熙、何培章也都成了太平军的重要将领。这些人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在太平天国革命形势不利的时候，又纷纷倒戈叛变，又变成了清军。

　　第三，在革命高潮中，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的农民群众大量参加太平军，壮大了革命队伍，但太平天国原有的广东、广西老兄弟，没有能力亲密无间的团结后来参加革命的人。清政府早已在太平军的队伍中挑拨离间，制造两广人与两湖三江人的不睦，在革命进入低潮之后，就愈演愈烈！李鸿章的淮军，多为安徽北部的人，太平军李秀成部也有很多是原来在皖北活动的捻军，李鸿章等充分利用同乡关系对太平军进行瓦解，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而言之，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受到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在当时无法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也无法消化投降过来的敌军，也无法真正团结自己的队伍，这些弱点在革命低潮中就充分暴露出来，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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