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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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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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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干冒宸严”的那股气势令人刮目相看。除此而外，以“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为核心的万言策并没有特别新颖的地方。对于日本实行维新，急聚发展力量，欲谋朝鲜的野心，李鸿章等清廷外交主持者早已有预感，并非康氏的独到见解。康年谱称，“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大夫攻之。”这其中也不乏自吹的嫌疑。是否应变法及如何进行变法，时人见解不一，但说康“首倡此论”（变法）恐怕难以成立。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后来在戊戌维新中有过重要影响的黄遵宪1888年至1889年间也在京师，其反映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日本国志》一书当时已开始在袁昶等友人间传阅（注：钱仲联：《黄公度年谱》，参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96页。）。从借鉴变法的意义上说，无论怎样，康有为的这个上皇帝万言策都难与黄遵宪《日本国志》相比拟。因此，对康有为《第一书》在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史上地位和理论意义的评价似不可过高。当然，在康氏个人七次上书皇帝的序列中，《第一书》仍有其应有的意义，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其日渐丰富的*思想的源头。
总之，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只有符合当时的社会场景，才是真实可信的。1888年的康有为不过是一位流落京师的普通士人，其地位与*影响远不能同十年后令人瞩目的变法领袖相比，同样，万言策（《第一书》）在戊子年的影响也不可与《第六书》在戊戌年的影响同日而语。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戊戌政变后，出于*目的，处处夸大康氏的*影响力，以致康氏早期历史也被大大美化，这一点应予以澄清。另一方面，从康有为早期*活动所反映出来的其*人格中急功近利的倾向，也是评判康氏戊戌年变法活动得失不可忽视的因素。
（資料來源：《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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