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家。他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继承了王者之气，却没能从先哲或从西哲那里继承民主之气。当他欲求“速变”“全变”“大变”而四面树敌感到危机四逼时，他就选择了政变的手段。

　　康有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仁人烈士气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创造精神以及“富贵不*，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这是在他那个时代做一个*现代化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当今社会现代化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然而，仅此远远不够。何况，即使这些品质，也含有逆现代潮流的许多地方。如“以天下为己任”包含有天下者，我的天下，“以天下为独任”的思想；“虽千万人，吾往矣”，包含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独夫寡人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包含有视众议为诺诺，视己论为谔谔（唯我正确貌）的救世主思想。而现代法理准则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注：陈岳等：《因特网平台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国际*》，2000年第12期第15-17页；谢邦宇、张劲草主编：《国际经济法原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世界图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3-37页。），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二节。），社会是全社会人民的社会（注：李琮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7-169页。）。任何国家、民族或个人都仅仅是全球化浪潮过程中的一个水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朵水花，而不可能是救世主。背离这一理念，违反这一准则，无论他个人才能多大，地位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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