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社论《中国改革说的两个时期》，就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所持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万朝报》认为，中国改革派志士的言论行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志士非常相似，“其议论之峻峭”、“其动作之激切”、“其规画之躁急”等等，常常使守旧派有机可乘。《万朝报》指出，日本外务当局的方针是并不指望康梁一派的改革取得什么实效，而是寄希望于具有伟大头脑、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以有秩序有规律的渐进方针，来进行对种种旧习的刷新，但事实说明，依靠他们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实行改革是不会有效的。“如果说只从现在维新党的轻举妄动而料其最终成功是所谓愚者的，那末，不希望其成功的外务当局那种幼稚的说法，岂不比愚者更愚？”（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政府对刚刚正式开始的中国戊戌维新运动采取“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戊戌变法后期明显表现出来的维新的暗淡前景，更坚定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伊藤博文中国之行对中国守旧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着力拉拢和对改革派领袖康有为的出奇冷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基本上追随英国，没有采取反对政变的措施，不久便转向肯定政变、支持慈禧政权，而日本民间舆论则激烈评说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的旁观态度，这些进一步说明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态度。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既没有热情切实地支持，也没有积极地从事破坏活动，而是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是出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不管守旧派在中国掌权还是改革派在中国当政，最重要的是维护日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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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匡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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