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毕永年先到上海，后赴日本。抵日本之初，他与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关系仍很密切，并与梁、唐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的狱中血书”。（注：关于伪造血书的经过，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有所揭露，他写道：梁启超逃到日本后，“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①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小航文存》卷3，见其《水东集初稿》，王氏家刻本，1931年）

毕永年与康、梁产生分歧后，就开始揭露康、梁在戊戌变法时的种种“错误”举动（而康、梁在海外的活动正是以戊戌变法为资本）。他除了写这份“日记”之外，还曾陪同王照会见日本人犬养毅（木堂翁），王照留下一份与犬养毅的《笔谈》。在《笔谈》中，王照讲到康有为欲利用袁世凯勤王、策划兵围颐和园以及康有为如何伪造密诏等事，并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咎于荣禄、刚毅等守旧党误国和康、梁等“庸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在笔谈中，王照为了加强自己叙述的可信度，还特别对犬养毅说：“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333页。）而毕永年也非常配合，在录下王照的《笔谈》之后又附识一段，补充说明王照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欺压，并且忿恨地写道：“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忿火中烧，康、梁等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在这份“新史料”中，原文未出现毕永年的名字，一处用“□君”，一处用“湖南□□□”，据杨天石先生《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考证，这两处均是指毕永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照的笔谈所讲兵围颐和园密谋形成的时间与《诡谋直纪》不同，而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一致，也说康有为等接到密诏以后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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