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杨深秀在百日维新中的表现说明，他对变法事业确实坚贞不二，对顽固派斗争堪称不屈不挠，确属维新派中之姣姣者。杨官居御史，属于清王朝的中、下级官吏。在维新运动初起之日，许多象杨深秀这样的中、小官吏，痛感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纷纷投身于变法事业之中。他们有的参加了维新派组织的保国会，呼吁变法，有的为康有为代递条陈，推行新政。但是当顽固派群起而攻之，维新派处境危急之时，他们之中便有人投降变节，对维新派疯狂地反噬以求洗刷自己的“过失；”有的则落荒而逃，以求免祸。即使是象变法意志比较坚定，与维新派联系比较密切的李端□，在戊戌七月也连续请假。(参阅光绪24年7月邸抄)宋伯鲁则“闻风早遁。”(《戊戌变法》第2册第512页)康有为、梁启超亦逃亡日本。唯有杨深秀不避艰险，不畏强御，卓厉而死。在被顽固派屠杀的“六君子”之中，除了谭嗣同等四人以身任“小军机”，参预新政，康广仁因是康有为之弟被处死之外，台谏中唯一被杀的就是杨深秀。这件事实本身很足以说明他在整个变法活动中的表现。

　　那么，杨深秀何以能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呢？

　　其一，杨深秀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正义感。他目睹祖国遭受列强欺凌，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并决心改变这种任人宰割的状况。他在八月初五日递给光绪的最后一个奏折中宣称：顽固派聚谋掣曳，使新政不能径布，良谋不得速行,“虽食误国者之肉，又何补于危亡哉？”(杨深秀：《时局艰危拚百合以救瓦裂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这就是杨深秀与守旧派誓不两立的根本原因。

　　其二，杨深秀之所以能由一个封建士大夫跨进维新派的行列，是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密不可分的。杨与康、梁等人朝夕相处，筹划新政，呼吁变法，互相鼓励，交流心得，共同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改变当时的*现状而奔波。这对杨深秀思想水平之提高，变法意志之坚定，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其三，与他的生活处境、经济状况很有关系。杨深秀家境贫寒，生活困苦，以至达到了“子病无医药，趋朝辄赁车，卖文乃款客”(康有为：《六哀诗》；《新民丛报》第17号)的境地，他不追求名位利禄，不羡慕荣华富贵，却自甘于恶衣菲食，敝车嬴马，而且能艰苦刻励，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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