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没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问题。光绪到底是坚决反对还是趋向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有待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同样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及历史条件的限制紧密相关，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康有为在推行变法新政前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里说，“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里，据梁启超说，康有为又多次上奏：“请开制度局，将大征天下之贤才，广罗万国之宪法，参以本邦之情形，大加审定，兴利除害，使之□若划一，有条不紊，然后见之施行，然以皇上无权不能行也。”(《上谕》，《丛刊》（二）四十六页。)从而可见，康有为等人是把建立“制度局”作为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条件的。有关建立“制度局”一事，如上考察，起码说明光绪并不反对，他曾为此与顽固派周施尽至，只是由于顽固派官僚的拼命反对未能实现。所以对此问题亦应作出具体地分析。

　　至于裁漕督废漕运一事。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的9月10日，光绪于颁布的一分变法《上谕》中，在指令各地督、抚对裁撤闲置的衙门冗员一事“速即切实筹议”的同时，又提到“并漕督一缺，究竟是否应裁，亦著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并详议具奏。”关于此事，梁启超说，当时光绪“知而决行之，然宦竖旗人，多食于此，虽以上之圣武，终不能断然废漕，则以无权故也。”(《上谕》，《丛刊》（二）八十二页。)显然废漕未就，也不能完全归结在光绪身上。而且史实表明，光绪对废漕一项，也列入了改革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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