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谭钟麟等对变法虽“意存观望”，“因循玩懈”，受到光绪帝指责，但他们不是反对派，更不是维新派的敌人。刘坤一上折议政，戊戌七月二十九日（政变前几天）连上三折，支持兴办学堂，改革科举，振兴工艺商务（《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300—304页。)。又主持成立商务局，筹办上海商学会。在许多问题上与张之洞一致。政变发生后，刘反对慈禧废除全部新法，专折上奏表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并荐孙家鼐主持京师大学堂。又阻止封禁农工商方面的学会、报刊（《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五）第488—489页。)。尤为可贵的是疏请慈禧“曲赦康梁”，“以慰天下臣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01页。)，制止滥杀。正因为洋务派的反对，慈禧太后才放下屠刀。

　　百日维新期间，从总体上说，洋务派是同情支持，并参与了变法活动，是维新派的盟友。其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虽然退缩旁观，但没有与顽固派“联合绞杀”戊戌变法，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活动。同时也应指出，由于洋务派当权人物的退缩，削弱了变法派阵营的声势和实力，对推行变法增加了阻力，有利于后党顽固派发动政变。

　　综上所述，洋务派作为维新运动的右翼，作为维新派的盟友，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退缩旁观，反对*变革，对削弱变法派的力量，瓦解变法派的阵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功过是非应予恰当评价。

　　整个说来，戊戌维新是维新派与帝党、洋务派联合发动、组织的变法运动。它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发生不可抗拒，失败势之所然。风气未开，民智未开，改革派的社会基础薄弱，力量弱小。旧时代脱胎出来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产生不成熟的思想理论，产生不成熟的改革者。要战胜和推翻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变法要成功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洋务运动终归打开了缺口，维新运动终归攻破了坚冰，中国近代化的航船终归在洋务、维新两代人开辟的航道上驶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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