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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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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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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和文化上的陈旧保守。虚妄自大、抱残守缺、反对改革，一切率由旧章，是中国落后、停滞不前的根源。中华民族要免于亡国灭种，必须学习西方和日本，必须实行变法。“变则存，不变则亡”，这就是康有为等人的结论。时代把这批不甘亡国并试图重塑中国形象的维新志士推上了历史舞台。
康有为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他出生在欧风美雨最早吹来、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幼年又受到儒家“济人经世”、治国安邦的传统教育。早在康有为尚未出山时，即已胸怀大志，“少年心事本拿云，南望樵山日又曛。卖畚何惭王景略？画齑故是范希文！”（《苏村卧病写怀》）此时虽尚未得志，他却以王猛（字景略）、范仲淹（字希文）自喻自勉，并效法杜甫，自比稷契，“许身不自量，窃比稷契属”（《赠陈镇南编修兄》），充分表现了他的*抱负。他虽身为布衣，仍以天下为己任，五游京师，七次上书，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和历史使命感。为了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他不仅无视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讽刺他们为“蚊虻浩辐辏，薨薨满耳目”（《苦蚊行》），而且不惧杀身之祸来规劝皇帝。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根据当时四邻逼处、列强竞相瓜分的现实，对光绪提出严重警告：皇帝如不变法图强，“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就等于说：如不变法，国家就要灭亡，皇帝与王公大臣将成为列强的奴仆。文章措词恳切而又尖锐，至今读来，心仍怦怦欲动，康有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的这种*勇气和胆识，今天仍让人们肃然起敬。
戊戌变法是一次制度改革，它需要对旧制度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并参照西方和日本的体制进行改革，这就必然遇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康有为的七次上书，维新派人士的许多上疏、奏折，大多为封建顽固派所扣压，而不让光绪皇帝知道。正由于变法是处在两种敌对势力的较量和斗争中，因此戊戌志士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进行勇敢的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给戊戌志士的这种使命感涂上了悲壮的色彩。维新志士既认定了变法乃当时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们已下定了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梁启超曾对友人讲：“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作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转引自《梁启超年谱》第107 页）由此不难看出，戊戌志士已抱定为变法献身的决心。这点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戊戌政变发生，康广仁、杨深秀相继被捕，此时谭嗣同的处境极其危险，大刀王五劝他逃走，并愿为其做保镖，日本使馆也表示可以设法保护，但谭嗣同均谢绝。在生死关头，他丝毫不以自己的安危为虑，并说：“大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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