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革命事业的组织与起义指挥，除了上述偶去南洋筹款外，还可再引一例：云南护国起义后，李根源等向日本政府借款200万元充作军费，经黄兴出面担保，才达成了协议。此前，国内各界函电交驰，热烈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这时已抵日本。适时正收到孙来信委请他向日本政府借款，购武器，建新军。信中说：“唯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惟兄足以助成此举”〔52〕，经黄奔走，不几日，日方即允借500万日元。
五 孙、黄战略策略观等之类比
孙中山直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他也未能从纯主两广、云南一带起义的固陋观念中蜕变出来，他的武昌起义“成于意外”论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1908年共进会的成立；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的倒孙；1910年陶成章等重新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成；……它都反映了革命党人普遍对孙的战略策略的不以为然。共进会认为，“同盟会举止纾缓”〔53〕，“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54〕；“陶成章等不满于孙侧重华南武装斗争”〔55〕；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此前“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56〕。
在动力、方法上，孙始终迷信会党，直到1918年在写作《有志竞成》时，还坚持认为，1900年以前，“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但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均是发动会党或义勇乡团去实施的，可见他的指导思想并未改变。真正实施新军、会党结合发难的1911年黄花岗之役，才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与其相似而规模小的演习，它是黄兴呕心沥血策划、领导的，体现了他的动力、方法、思想。
黄兴一开始就注重革命大联合，主张数省纷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首起提出这一战略、策略的领导人。为实现它，他开始组建的华兴会就是一个超越省界的组织，为准备长沙起义，于本省布置已有头绪后，即派人去湖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