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鼓吹清朝“暴政”和民族压迫和歧视，详尽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如孙中山所言的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 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六、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评价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以“排满”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产生的，革命派要推翻当时的君主专制，而当时的君主和皇室又是数百年前以武力入主中原并曾对汉人大肆屠杀的满人，为了减轻革命的阻力，他们当然不会放弃煽动汉人仇满情绪这一有力的手段，他们也很清楚“排满”其实只是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是在“排满”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人在人数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在各省举行的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其实理由很简单，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从属于民族主义革命的范畴，孙中山早在１９０６年即以明确地宣告：革命派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州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州的政府，从驱除满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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