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田文次先生指出：“作为普通名词的革命派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的”，它应该包括“立宪派”，这是颇有见地的。如果把梁启超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论者的言行也纳入辛亥革命的本义中来讨论，而不仅仅视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背景，那么，就现有的研究格局来看，如何看待和平请愿式的君宪运动与暴力反清式的民宪运动的实质性差别及其成效，如何确定辛亥革命的主体性内涵，似乎还颇为棘手。倘若认真解答好此类问题，方可更有说服力地回应某些西方学者关于“士绅运动”或“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革命”等定性之论。倘若既不愿完全放弃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革命性质，又不愿重新界定和扩大“辛亥革命”的内涵，那就无法将阶级分析法贯彻到底，所得结论就难免力不从心。正如久保田文次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讨论已经很久了。但是，如果辛亥革命是革命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是‘革命’？如果不是‘革命’，又是为什么呢？不考虑这些问题，就难以深入探究。”倘若根据辛亥革命之于国内民族革命与*体制转换两方面的实际成效，揭示其实质，也许可以克服概念演绎的缺陷，避免某些两难的境地。 

（资料来源：日本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Ⅳ，汲古书院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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